——谈非典期间中国存在的36个失误之二
由于洪涛院士的失误，导致中国在非典病原体的定性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但是紧接着又出现了第二个错误。
在中国政府和大多数老百姓面前都认为中国抗非典是完全成功的，钟南山是特等功臣。但是在知情人面前，中国的抗非典存在很多失误，钟南山也有很多失误。大多数人不会相信这个结果，还是看下面的证据吧。
一、钟南山强调国际合作研究非典病原体是成功的
2003年7月29日消新华网发表一篇文章，文章说：
“非典病原体的寻找迟迟没有突破。当时有不少科学家在各自领域进行探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同仁怀疑是衣原体感染。但是根据临床的经验，我们认为，假如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该有上呼吸道炎症，但通过反复仔细观察病人口腔，都没有发现这一症状，而且临床证明，大量使用各种抗生素对非典病人均没有效果。因此，对“衣原体”之说，我提出了质疑。而且，在科学的领域里，来不得半点虚假，明知有疑惑还要盲从，受害的只能是患者。为了确诊病因，于是我提出了寻求国际合作的建议，我想“非典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分国界和人种，没有国际间的密切合作是无法真正战胜这个敌人的。”于是，我们便首先与香港大学开展了病源学的合作。在对４０余例非典型肺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及双份血清检测中，于３月２８日正式在国内首次从病人标本中分离出两株冠状病毒，并进行了全国基因测序，于４月１２日正式发布。４月１６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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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钟南山的说法是：
1、为了确定非典病原体必须与国际合作
2、与香港合作4月12日发布，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承认
3、非典病原体确定为冠状病毒的功劳是钟南山和香港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完全不是！
二、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
与国际合作的正确的，但是在国内没有设备，没有能力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如果国内设备一流，完全有能力完成项目。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拒绝国内，向国外开放，这种与国际合作就是错误的了。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心头之痛。
新华网 （2003-05-26 08:48:59）发表来源于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杨焕明心头之痛：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文章说：
“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
这是近一个时期来杨焕明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一句话。面对前来视察工作的胡锦涛总书记他这样说，在中科院“紧急行动计划”的启动会议上他这样说，在接受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的任命时他还是这样说。
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一篇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科学家为主，并有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参与完成；另一篇则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为主完成。
海外有华人同行指出：“这两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的发表，宣布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战结束，中国科学家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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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典病原体研究中国科学家失败
全世界公认中国有全世界最早、最多的非典患者，占有最大量的样本，但在非典病原体研究成果公布问题上却迟到于国外，这是铁的事实。钟南山在这个问题上是功臣还是罪人，让事实证明吧！
【论文题目】美《科学》杂志：中国为何错失非典科研黄金机遇
【作者】记者毛磊
【文献来源】中国科学院，新华网华盛顿2003年7月17日电
【内容】
新华网华盛顿7月17日电(记者毛磊)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3月12日发出非典“全球警报”，以及随后招募全球实验室联手查找病原前，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一个研究小组实际上已在世界上首先观察到新型冠状病毒，并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找到初步证据，证明这个病毒可能与非典流行存在联系。
遗憾的是，中国研究人员未能向世界公布上述发现。美国《科学》杂志记者马丁·恩斯林克认为，这是一次被错失的科研“黄金机遇”。
恩斯林克与新华社下属中国特稿社记者合写的一组3篇有关中国非典科研的专题报道，发表于18日正式出版的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新闻聚焦”栏目。他们在报道中披露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人员第一次看到非典病毒这一鲜为西方读者所知的故事。
为采写这组报道，恩斯林克曾专程赴北京，在9天内采访了数十位科研人员、科研行政管理者和其他专家。
恩斯林克等在报道中以较大篇幅回顾了著名的“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全面介绍了中国科技界对非典疫情的反应，以及在寻找非典病毒动物宿主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他们的报道指出，在锁定病原、测出病毒基因组序列以及描述其如何致病等方面，中国科学家本来都有可能拿到世界第一。中国科研人员之所以“败给”了外国竞争者，部分可归因于缺乏协调与合作、不敢挑战权威以及与外界存在隔阂等科研体制上的问题。
恩斯林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语言障碍也不容忽视，“如果你用中文发表研究成果，外界没有人会看”，而美国等国科研人员无疑有“巨大优势”。恩斯林克还表示，西方记者其实对中国科研很感兴趣，根据他个人的感受，中国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在与国际媒体的沟通方面有待改进。
尽管错过了一次崭露头角的黄金机遇，但恩斯林克等在报道中指出，中国科学家在非典科研领域“正在力争迎头赶上”。
恩斯林克等人的报道认为，中国科学家还有潜力回答对防止非典复发至关重要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寻找动物宿主，中国采取的控制措施究竟哪些对阻断非典真正有效，以及为什么中国的非典病死率只有6.5%，比其他国家低得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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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钟南山是造成中国非典病原体研究失败的主要原因
钟南山只强调他怀疑非典的病原体是病毒，并以此为荣，大肆宣传。其实关键是要有证据，并证明是什么病毒。
钟南山垄断了非典患者的样本，自己没能力，做不了，又不让有能力部门做，结果严重影响了中国关于非典病原体的研究和成果公布，钟南山难道没有责任吗？
1、只强调非典资料严格保密，回避独占医学资源问题
中国有全世界最早、最多的非典患者，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设备，可是全世界公认中国的科学家集体打了败仗，在病原体确定和排序等一系列课题上全部落后与国外，为什么？与广东疾控中心和钟南山的资源独占密不可分。
非典资料需要保密，但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和患者的利益，只强调资料的保密，不考虑国家和患者的利益，不搞国内科研合作，而把造成这中国非典科研整体失败的严重后果的责任，归于“资料的保密”是错误的。
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出现的，到4月16日，WHO宣布SARS元凶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近半年时间，中国专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为什么中国专家的研究却落后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认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毕胜利认为，在标本问题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错误的方向上，直接导致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寻找病原上的被动。
和毕胜利有同感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教授。曹教授告诉记者说：“2月12日，我以军事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去广东疫区采集标本，但当地相关人员已经将病毒标本的采集层层封锁，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我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分泌物等，而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此后，曹教授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一点标本。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上面铁的事实充分证明钟南山不顾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患者的利益，把患者的标本当做自己的财富，反而把研究非典病原体的功劳归功于他与国际合作的结果。钟南山在这个问题上是功臣还是罪人，一目了然。
证据图片：中国非典研究整体失败钟南山应负主要责任
五、钟南山不承认资源独占
回顾钟南山在非典中的明显错误，伟大的钟南山一个也不承认，一手遮天，统治12年。
全世界公认中国在非典病毒研究的问题上集体败北，钟南山资源独占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证据是非常确凿的，但钟南山仍然不承认。
“钟南山反驳
记：那你为什么只跟香港合作？
钟：只有香港同行找过我，其他人没有找过我。
记：你认为香港在研究条件与水平上比国内高吗？
钟：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国内条件、水平都不比香港差。像“滴鼻剂”疫苗研制工作就是在广州进行的。
记：有人说你掌握的SARS资源最完整。
钟：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我掌握的仅仅是我们呼吸研究所接收的病例资料，病毒样本也是从仅有的病例中分离出来的。要说最完整，应该是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我要说，我只是一个临床医生，我所掌握的资料只是自己医院的资料，充其量也只是几个跟我们有协作关系的单位的资料。
记：有人觉得你“垄断”资源，不肯跟别人分享。
钟：我由始至终都主张相互协作，怀疑我搞垄断的人是不负责任的。而且除了香港的同行外，国内没有哪个机构和个人正式向我提出拿样本，与一些省的合作都是互换的。”
六、非典第二仗——冠状病毒基因测序
确定了非典病原体是冠状病毒之后，还要对这种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完全有能力尽快准确测试，但中国也失败了。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我们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标本，这还是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给我们说情的结果。”
杨焕明：SARS这一年，中国科学家问心有愧
时间：2013年04月12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对杨焕明来说，SARS是难以忘却的回忆。
SARS过去的10年间，杨焕明和华大基因研究院总部于2007年从北京南迁广东——这两个地区都曾是抗击SARS的重镇。尽管并非有意为之，但仍不免令人感慨命运的巧合。
绕不开的“心头之痛”
对10年前，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落后国际同行一事，杨焕明恐怕仍然心存遗憾。
2003年，中国在基因组研究上，无论是科研技术、力量还是设备，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缺乏对突发事件的科研应对机制，各科研单位在SARS暴发初期，仍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这一点在SARS病毒样本的采集上尤为突出，亦是杨焕明最难忘怀之处。
2003年5月29日，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全国防治SARS科技攻关座谈会上说：“目前，在非典科技研究中，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有的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其所指的正是相关机构在科学研究上的封锁——既表现在医学技术经验方面，又表现在对样本病毒资源方面。
2003年春节过后，时任国家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任的李立明就赴广东采集样本；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祝庆余和曹务春、华大基因研究所副所长汪建等科学家亦紧随其后。而结果却是：李立明顺利取回了样本，祝庆余和曹务春辗转通过部队医院才获得样本，而汪建则是无功而返。
“有研究条件的拿不到病毒资源，能拿到病毒资源的没有研究条件。”在杨焕明看来，正是当时对SARS的过度反应，导致了中国在SARS基因组序列研究上的落后。
《经济观察报》将杨焕明当时的情绪形容为“很愤怒”，《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则更为形象——在2003年5月26日一篇题为《杨焕明的心头之痛》的文章中，杨焕明那句“应该承认，在样本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一度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证据图片：
钟南山掌握大量非典样本的资源，又没有研究设备和能力。于是为了个人名利以与国际合作的名义与香港大学签订了资源共享，专利共享、名誉共享，一共同的名义发表研究成果的“四共享”协议，而对国内有设备有能力的部门严加封锁，造成我国有最早、最多的非典病例，有世界一流的设备和研究人员，但在非典病毒的定性和基因测序两个项目上全部输给国外同行，钟南山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吗？
我会在必要的时候公布钟南山与香港大学签订的协议原文。
看完这篇文章，你还会认为中国在非典问题上是全面胜利了吗？还会认为钟南山是特等功臣吗？
中国在非典面前确确实实存在很多失误，但大多数失误都是经验不足。但钟南山独占资源的失误是经验不足吗？
我这里公布的全部是已经被证实而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还有没被我最后证实的证据，还有更详细的调查报告。钟南山如果认为是我在造谣，您可以起诉我，三个月内不起诉，就证明你承认这些事实。
北京 慕盛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