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所有治疗MERS病毒患者的方法西医提倡采用“支持性治疗”，也称“对症支持性治疗”，但“对症支持性治疗”也存在误区。本文仅谈发热问题。 

   一、怎样认识和对待发热

发热不是所有 MERS患者必有的第一症状，不发热的患者，基本都是年轻、体格健壮或感染MERS病毒数量很少的人。绝大部分患者都有不同程度发热的症状。很多人认为对症治疗就是要退热，要解毒。因此在发热阶段，中医西医常常是大量寒凉药物，清热解毒。但是本人认为发热期间把清热解毒放在第一位是错误的。

1、发热的原因：

（1）主动发热：

人体发现有外界微生物侵入，首先启动的程序是发热程序，让患者身体发热，对少量低温细菌病毒可以直接杀灭。

位于大脑底部的下丘脑相当于人体恒温器。它由称为热原的流动性生化物质激发，热原从免疫系统识别的潜在病灶开始，通过血液流动。人体组织会制造一些热原，许多病原体也会产生一些热原。下丘脑一旦发现热原，便会告诉身体加强代谢，产生更多的热量；并减少周围的血液流动，保持这个热度，从而导致发热。

发热能支持免疫系统战胜感染剂，并使温度敏感型病毒和细菌不能在人体内顺利进行复制

这种发热是受人体温度控制系统控制的，一般情况下不会过度升高。

（2）被动发热

对高温细菌病毒或大量低温细菌病毒单独依靠发热解决不了问题，这时是让人体的免疫细胞通过战斗杀死细菌病毒，在双方搏斗的过程中产生热量，但是这种发热不是机体主动发热，而是这种搏斗时产生的热量，这种热量使人的体温升高，因此称被动发热。被动发热的程度主要由现场敌我双方斗争的强度决定，斗争的强度的标志就是体温升高的程度。

这种原因引起的发热常常不受人体温度控制系统的控制而超出范围，因此对儿童和发高烧的人要密切关注，不能体温过高。

（3）出现抗体

敌我双方经过一定时间的战斗，人体免疫细胞会破解外来细菌或病毒的识别密码和破绽，而产生出针对这种型号的细菌或病毒的特异性抗体，这种抗体参与战斗，可以达到“以一顶万”的效果，很快杀灭入侵的细菌或病毒。

因此所谓“支持性治疗”，就是提供人体需要的物质，帮助人体清除过分影响人体战斗力的症状，延长人体存活的时间，等待出现抗体的时刻。

例如在治疗埃博拉患者中，只要及时输液就可以挽救很多患者的生命。因为埃博拉病毒是热性病毒，耗阴现象很严重。如果在患者急需补水的时候及时补水，就可以让一部分患者延长存活时间，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可以出现抗体。

（4）抗体出现的条件

 由上述可知这种特异性抗体出现与否决定患者的生死，因此是非常珍贵的。但这种抗体的获得有的人是轻而易举，有的人却是九死一生，但有一个共同的条件就是必须经过人体免疫细胞与细菌或病毒的战斗才能获得，只不过这种战斗有的人不知不觉或稍有不适，有的人则是轰轰烈烈，九死一生。

疫苗就是根据这个原理推行的。

2、怎样对待发热？

有人说发热是不良症状，治疗MERS患者首先要退热，而且热退的越快，医术越高。其实这是错误的。

其实患者发热是因为有MERS病毒存在，只有清出了病毒，患者自然就不会发热了。因此让患者退热的根本办法是杀灭MERS病毒。但是目前没有特效药，只能依靠患者自身的能力与MERS搏斗产生抗体，人体与MERS搏斗有三个办法：

（1）常规免疫细胞战斗

常规免疫细胞是人体常驻的卫士，但是常规人体免疫细胞是全方位型的，没有特异性。因此靠它杀死MERS病毒，效率很低，损耗很大。只能应对少量的MERS病毒。

（2）高体温杀灭

第二个就是提高人体体温，靠高温去杀灭病毒。因为MERS病毒是低温病毒，人体内临界死亡温度仅36.7℃左右，正常人的体温就可以杀灭。但是依靠高体温杀灭MERS病毒，对于少量的，可以立竿见影。但是对于大量的MERS病毒则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40℃的体温也可能需要几天。

（3）特异性免疫细胞参与战斗

这是最好的办法，但前提是得有这种抗体，这种抗体的获得需要一定时间，一定程度的发热才能获得，具体时间和程度因人而异。

既然发热是人体正常的免疫反应，是有利于消灭病毒的，那么这个阶段就不应该以清热解毒为主。清热不能解毒，只有解毒了，热也就自然退了。

因此本阶段必须正确对待发热，治疗方针应该是帮助人体杀毒，而不是清热为主。一切以清热为主要目的的方法都是不适当的，追求快速退热是错误的。

3、不能过度发热

当然，过度发烧可能会严重到影响身体健康。例如，发烧超过40.5℃，就能威胁重要蛋白质的完整性和功能。容易出现细胞应激、梗塞（心脏病发作）、组织坏死、痉挛和神志失常等都是潜在的不良后果。如果发烧的程度超过了人体自身的降温能力，适当使用一些物理降温法都是有好处的，

因此发热阶段最好让患者体温维持在39℃到40,3℃的范围内，过低不利于杀灭病毒，过高对身体有害。

4、为什么病情反复？

临床中常出现患者病情反反复复，很多医生不知其原因。本人这里告诉你，绝大部分原因是一次发热的时间不够长或发热温度不够高。

由于医生在不应该过分退热的时候对患者用了退热药或其他退热方法，降低了患者的体温。患者的体温降低后感到舒服点，认为病情好转了。但是这种体温降低不是真正的杀灭了病毒而引起的降温，因此病毒还在，还会引起发热。由于体温降低期间病毒发展迅速，因此第二次发热常常比第一次发热还要严重，甚至进入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

出现抗体必须经过战斗，再具体表现就是患者必须有发热的过程。但具体某个患者的发热时间和程度完全是患者的病情决定，差别非常大，有的需要几十小时，有的10天左右。有的38.5℃就可以，有的必须40℃。时间长短和体温高低完全决定于患者的体质和感染病毒的多少。不能用一个标准衡量要求。

有的人出现抗体晚，或者出现抗体了，但清除病毒很慢。这也是因为患者的发热温度不够高，时间不够长。虽然能出现抗体，但时间常常晚，抗体的滴度弱，因此清除病毒的能力差。

二、错误的治疗方法

在MERS患者临床治疗中发现在患者发热阶段存在很多错误的治疗方法，具体如下：

1、滥用抗生素

滥用抗生素的危害在MERS拉治疗问题上反应不明显。主要是滥用抗生素全世界范围内已经人人喊打，明知病原体是病毒还要用抗生素的人已经不多了 。但是仍然存在以预防细菌性感染而用抗生素的现象。还存在出现细菌性感染而大量应用广谱抗生素的现象。

2、滥用抗病毒药

调查发现滥用抗生素现象不多，但很多地方明显存在滥用抗病毒药利巴韦林的现象。利巴韦林毒i某些热性病毒可能有效，但MERS病毒是寒性病毒，大剂量应用利巴韦林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无效，而且有害。

3、滥用退热药

因为患者发热，因此也广泛存在滥用退热药的现象。在患者体温超过40℃时适当用是可以的，但不应该频繁使用，把体温降到低于38℃是危险的。其原因就是几乎所有病毒性疾病，都必须有发热的过程。发热彻底，病就好的快。过分退热，反而使患者病入膏肓。

4、过量输液

发热阶段是消耗阶段，不但消耗人的阳气，也消耗人的阴液。因此需要补液。可以口服，也可以静脉点滴。常用的有生理盐水或生理盐水加葡萄糖。但是不能过度。过度补液，一方面会增加胃肠和肾脏的负担，另一方面点滴进去的绝大部分都是凉的，没发现有把点滴液加温后应用的。大量凉水进入体内，会使患者体温降低，不利于杀灭病毒。

那么补多少才是正常，补多少才是过量？这个数量不可能有同一标准，要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等多方面情况确定。

5、冰敷、酒精擦敷

为了降低患者体温，有的用冰敷、酒精擦敷。这些措施应该在患者体温失控，超过40℃的时候可以应用，40℃以下一般情况不应该用。

6、凉水，凉饮食

因患者发热，很多地方给患者的水和饮食都是凉的。

上面各种做法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人体启动发热程序的目的，是用高温杀灭病毒，但上述办法不是帮助人体发热，而是降温。过度降温的结果是患者暂时舒服一点，但对病情的治疗极其不利，因为病毒没被清除，患者还会第二次发热，而且比第一次还要更严重，使病情加重。

值得称赞的是本次MERS病毒流行，在发热阶段没发现有用大剂量激素退热的案例。

三、正确治疗方法

在发热阶段，如下做法是正确的：

1、吸氧

MERS患者有很多人会出现血氧饱和度低的现象，适当补氧是正确的。

2、吸痰

在患者与MERS病毒的斗争中，双方都有牺牲，会产生一些“垃圾”，对于MERS患者来说，主要是痰、瘀血和脓，这些东西如果不及时清理出去，积压在肺内，会使肺泡窒息死亡、变性、硬化、纤维化，甚至进入呼吸窘迫症状态，有生命危险。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在给予抗感染、化痰药的同时，必须重视排痰措施的应用，把它上升到与药物相同甚至更为重要的高度加以强调。吸痰、拍背、体位引流等各种排痰措施应酌情运用。

为了抢救患者，医生护士冒着被感染的危险，插管，上呼吸机，吸痰。吸痰的结果是清除了战场垃圾，排出了肺内的毒素，保护了肺泡的安全，避免了肺的纤维化进程。有的患者一次能吸出200—600毫升的痰，通过吸痰，很快缓解了患者的危重状态。

从中医角度讲，吸氧的作用就是扶正，吸痰的结果是排除毒素，就是“祛邪”。

3、加强营养

患者因病没有食欲，但发热阶段是严重消耗体能的阶段，必须适当补养。特别是体质弱者更是必须的。但是实际情况是在疫区能做到这点的不多，这也是造成病死率高的一个原因。

4、及时处理并发症

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并发症，大部分并发症可以用对症治疗的办法处理。抗生素不是不能用，在出现细菌感染的时候也必须用。

5、输MERS康复者的血清

给患者输MERS康复者的血清，是非常有利的。

总之，MERS患者发热是人体正常的免疫反应，所谓治疗就应该顺从人体的免疫倾向，保护人体的发热在39~40℃的范围内，仅对过高的体温患者可以采取简单的、临时的小幅度降温措施。对所有MERS患者千方百计退热是错误的。对MERS患者急速退热，患者必死无疑。

在MERS病毒患者中，有一小部分人的首发症状不是发热，而是腹泻。也有患者既发热，又腹泻。有腹泻症状的患者占患者总数的26%。

“支持性治疗”方法主要是对症治疗，腹泻是症状之一，因此有很多医生发现腹泻患者就用止泻药。本人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一、MERS患者腹泻的原因分析

　　MERS患者症状调查发现有26%的患者有腹泻的症状，但腹泻的程度不同，原因不同。

　　引起腹泻的部位有五个，胃源性、肠源性、胰源性、内分泌性和神经性腹泻。

腹泻又分为急性腹泻和慢性腹泻。

常见引起急性腹泻的原因有如下八个：

　　1、病毒性感染

　　人体通过食物或其他途径感染多种病毒后易引起病毒性腹泻，如：感染轮状病毒、诺瓦克病毒、柯萨奇病毒、埃可等病毒后，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发热及全身不适等症状。

　　2、惊恐性腹泻

　　人在惊恐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腹泻。由于人们对MERS的恐惧，MERS患者无论在疑似期还是确诊后，都明显存在惊恐现象。因为惊恐而出现植物神经紊乱而引起肠道易激综合症，引起腹泻。

　　3、细菌性感染

　　人们在食用了被大肠杆菌、沙门菌、志贺菌等细菌污染的食品，或饮用了被细菌污染的饮料后可能发生肠炎或菌痢，出现不同程度的腹痛、腹泻、呕吐、里急后重、发热等症状泻。

　　4、过敏性腹泻

　　患者因药物或食物内存在细菌、病毒或其他外来的抗原。肠粘膜通过免疫性机制构成“粘膜屏障”，阻止抗原进入体内或控制机体对侵入抗原的过度的免疫反应。

　　5、食物滞留消化不良，

　　饮食无规律、进食过多、进食不易消化的食物，或者由于胃动力不足导致食物在胃内滞留，引起腹胀、腹泻、恶心、呕吐、反酸、烧心、嗳气（打嗝）等症状。

　　6、着凉

　　夏季炎热，人们喜欢呆在空调房内或开着空调睡觉，腹部很容易受凉，致使肠蠕动加快导致腹泻。

　　7、食物中毒

　　是由于进食被细菌及其毒素污染的食物，或摄食未煮熟的扁豆等引起的急性中毒性疾病。变质食品、污染水源是主要传染源，不洁手、餐具和带菌苍蝇是主要传播途径。患者可出现呕吐、腹泻、腹痛、发热等急性胃肠道症状。

　　8、生冷食物

　　喜食生冷食物，常饮冰啤酒，结果可导致胃肠功能紊乱，肠蠕动加快，引起腹泻。

　　对于腹泻患者的治疗，必须查清引起腹泻的根本原因，对不同的原因用不同的办法治疗。发现患者腹泻，就盲目止泻是不正确的，甚至有生命危险。

调查MERS患者的腹泻，90%属于前四种。

发现腹泻不能盲目止泻，要查清原因再对不同的原因采用不同的办法。

二、MERS患者为什么会呕吐和腹泻？

1、呕吐和腹泻不是所有MERS患者必有的症状

调查MERS患者症状，不是所有的MERS患者都有呕吐和腹泻的症状，有呕吐和腹泻症状的患者也有明显的轻重之分。感染MERS病毒的数量少，体质又好的年轻人，只有发热、倦怠、乏力、全身酸痛等，或有轻微的恶心等症状 ，没有呕吐和腹泻症状就康复了。因此呕吐和腹泻不是每个MERS患者必有的症状。

2、MERS患者的呕吐和腹泻是病情严重的标志

MERS患者出现呕吐和腹泻症状是患者疾病严重的标志。因为MERS病毒本来工作地点是在肺部，当肺部病毒过多的时候才会扩散到胃肠里。因此如果严重呕吐、严重腹泻的MERS患者常常是是病重的标志。

3、呕吐和腹泻是人类本能的自保反应。

当异体微生物或化学毒物进入胃里，胃的第一反应是要把它们排出体外，出口最近的是口腔，因此需要呕吐，因此呕吐是人体自我保护的免疫反应。这时不应该止吐，应该帮助患者呕吐。吐不出来的要催吐或洗胃。对食物中毒的患者就常常需要洗胃。

当异体微生物或化学毒物进入肠道后，呕吐就不行了，人体就会启动腹泻，让毒物尽快排出体外。因此腹泻也是人体自动的免疫保护。对于排泄困难的人，常常需要用泻药或灌肠加速排泄。

如果上下都有大量异体微生物存在，就上下同时进行，也就是上吐下泻。

因此当MERS病毒进入胃肠的时候，人呕吐和腹泻都是正常的免疫反应，是在排毒。检验患者的呕吐物和大便可以发现大量MERS病毒，证明患者的吐泻都是在排毒。

三、MERS患者腹泻期间的错误治疗方法

1、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止吐、止泻

MERS患者的腹泻绝大部分是MERS病毒性腹泻和惊恐性腹泻，二者的鉴别诊断不难，一定要诊断准确，正确治疗，否则对MERS引起的病毒性腹泻大量应用止泻药，患者常常病情加重，甚至死亡。

MERS病毒性腹泻患者的呕吐和腹泻是MERS病毒进入胃肠道引起的，因此对这种原因引起的呕吐和腹泻不应该立即止吐止泻，如果立即止吐止泻，进入胃肠道的MERS病毒不能尽快排出，会引起“闭门留寇”，病情加重。

调查MERS患者在腹泻阶段，有 部分医生不分腹泻的原因，给很多患者用了止吐药、止泻药，美其名曰“对症治疗”。这种对症治疗是违背人体免疫排毒反应的，如果对腹泻是MERS病毒引起的患者紧急大量反复用止吐药、止泻药，有证据显示患者90%会快速死亡。

四、MERS患者腹泻期间正确的治疗方法

1、针对不同的腹泻原因，用不同的方法治疗

2、心理医生尽量解除患者精神恐惧情绪。

3、对恶心严重而又吐不出来的人，要催吐。对腹痛严重，大便不畅的人，要用泻药，加速排便 。

4、及时适量补液，最好的温热的

5、及时适量补养，最好是温热的。

6、吸氧是正确的

总之，呕吐和腹泻是人对进入胃肠道异体微生物的功能性正常的免疫反应，不分青红皂白，发现呕吐、腹泻就止吐止泻是错误的。对因MERS病毒引起胃肠道感染的患者大量反复使用止吐药、止泻药是十分错误的。

在任何新病毒流行的时候，西医都是无奈的，这是必然的。因为西医没有强而有力的武器消灭细菌、病毒，只能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能行吗？我的回答是：好中医出马的效果肯定优于西医，但是全世界范围内，好中医已经所剩无几了。

全世界只有中国和韩国保留了传统医学，在新型传染性疾病流行的时候，应该想到并应用中医治疗。

无论是理论分析和实践效果都是这样。先看看理论分析的结果。

中医能治疗病毒性疾病，很多人不相信，这样对我说“用药如用兵，你中医连细菌和病毒都分不清，还谈治什么病？”

上面的说法说明他不懂治疗疾病有两种方法。

一、西医治病：

西医认为人是一部机器

哪个部件出故障了，需要查出患者是什么病毒，什么细菌引起的疾病，再用针对这种细菌或病毒的药物去杀灭它。细菌病毒杀灭了，疾病也就好了。

西医治病的主要方法就是杀敌。为了杀灭细菌和病毒可以不考虑药物的副作用，常常出现手术成功了，人却死了的问题。也会出现这个病好啦，别的病出现了的现象。

这种做法，就是目前西医普遍应用的基本方法。这种办法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是这种做法对新出现的病毒无效，因为新出现的病毒肯定没有特效药。作为以杀敌为主要目的的医生，没有杀敌的主要武器，必然会束手无策，或者应付对付。

正确的应付对付也是好事，但常常应付不了，对付不成，伤人害己，典型案例就是2003年中国的非典中西医的表现！

    二、中医治人：

面对传染性疾病，不止，几乎是面对所有疾病，中医不是首先治病，而是首先治人，很多人不理解其中是奥妙，我在这里浅诉如下：

1、人不是机器

中医认为人不是简单的机器，而是有很多功能的综合生命体。一般情况下，一个完全正常的人，是不容易得病的。正如古人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里的“邪”，包括“内邪”、“外邪”，和“不内不外邪”，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疾病，全部包括在“外邪”里，因此中医治疗外感性疾病，不用分清是致病因素是病毒还是细菌，也不用分清是什么病毒，什么细菌 。更不用了解它是什么形状，多大尺寸。全部列为能引起人类感染的外感因素

2、人体有个全世界最高级的医院

西医认为人体没有主观能动性，人得病是被动感染，治疗也是被动治疗，只有依靠医生，依靠药物或者手术，才能康复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实际上人体有非常先进、非常完善的防御体系，当有细菌或病毒侵入人体的时候，正常人的人体可以很快发现入侵的外邪是什么性质，很快找出应对办法。例如消灭某种细菌或病毒，需要先查出细菌或病毒的各种特异性，再产生杀死这种细菌或病毒的抗体，有足够的抗体，疾病就康复了。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得病，有的人不得病，有的人得病死了，有的人得病，康复了。有这些明显差别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本身是否完全正常和正常的程度。

抗体是非常宝贵的，到目前为止，只有抗生素类药物是直接作于细菌的人为抗体，直接杀死有关细菌。但是抗生素的滥用已经造成了明显的抗药性，已经不断出现无敌细菌，最终将会把人类送入不治之地。

对于病毒性疾病，目前还没有十分有效的抗病毒药品，因此，抗病毒主要是靠人体的抗体。疫苗的研制和利用是创造人出现体抗体的好办法，但只有深入长期的研究才会出现优良的疫苗。但是病毒种类千千万万，常常防不胜防。另外病毒也在与时俱进，昨天的疫苗好用，换个地方，或过几年会出现失效问题。

人体产生针对某种细菌病毒产生抗体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是在3天到一周的范围内，具体时间长短是因细菌或病毒的毒性强度和或者的体质情况决定的。人体识别和生产出抗体的速度是全世界所有科学家研究出抗体的速度的几百倍，几千倍。人类在短短的几天内就会研究出这个细菌或病毒的特性，并且生产出针对这种细菌或病毒的抗体，在战胜这种细菌或病毒后，还要在一定时间里记住这些抗体的制作过程，用于下次再遇到这种细菌和病毒的时候，能够立即识别出来，立即生产出对应的抗体，防止人第二次得这种疾病。

一个人在受到外界细菌或病毒攻击的时候，在出现症状后如果在3天到十五天的范围内不能产生这种抗体，那么这个人的结局大多是死亡。

宝贵的抗体从哪里来？只能从战斗里生成。最好的办法就是人人体经历各种严重细菌病毒的感染，产生抗体，有的抗体可以终身享用。

人类发明了疫苗，可以简单实现上述愿望。但疫苗只是预防，对大量已经患病的患者西医还是无药可医。

认识不到这点，总把自己当做拯救人类的上帝，是错误的，愚蠢的。

3、人得病的原因

人之所以会得病，西医认为是细菌病毒作怪，防病治病，就是要杀灭细菌病毒。

中医认为，细菌和病毒是地球上必须有的生物，是地球生物多样化的表现，是维持地球和平稳定的必须。地球上存在的，必然有存在的理由。地球是的细菌和病毒，无论是品种上还是数量上，细菌和病毒都是远远大于人类的。人类不能靠杀灭它们存在，也不靠杀灭它们生活，人要研究与细菌病毒共存的途径。

实际上人的周围每时每刻都有千千万万的各种细菌病毒，如果人是健康的，即使周围是各种细菌病毒，也不会影响人的正常生活。由于人体出现各种疾病，主要原因是人体健康本身出现了问题。

由于人本身出现了问题，因此对于外来的细菌病毒，人体本身不能识别或不能生产出足够的抗体，人就会得病。“正气不存内，邪就必然干”。

因此人之所以会被细菌或病毒感染生病，主要的根本原因是人本身出现了偏差。治疗疾病，首先要治疗患者本体的偏差。中医把由于细菌和病毒引起的疾病统统称为外邪，既不用分清是细菌还是病毒，更不需要分清是什么细菌，什么病毒。这些工作让全世界最高级的人体内研究所和医院做，这个研究所和医院就是人体。

4、中医的诊断

中医的诊断是治人、治病的最关键的一步，诊断准确，疾病就可以迎刃而解，诊断不正确，就会无效或病情加重，或者死亡。中医的诊断是判断一个医生医学水平的最突出表现。

中医的诊断不是诊断出患者感染了什么细菌或病毒，而是根据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得出患者的身体存在哪些亚健康因素，还有根据症状表现诊断出或者疾病的阴阳属性，寒热程度，是虚是实，在表在里，从而得出一套治疗方案。

5、中医的治疗

用药如用兵，中医大师的治疗常常是很神奇的。

治疗原则：扶正祛邪

制定治疗方案的基本原则是“扶正祛邪”。这里的“扶正”是指找出患者身体的亚健康部分的部位，状态，程度，用适当的药物予以纠正，这是“治本”，人体的偏颇治好了，人体的健康“趋正”了，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也就增强了，疾病也就自然好了。

这里的“祛邪”，就是针对患者的各种症状，适当合理用药。这个过程本身基本属于治标。只有在扶正的同时祛邪，才能尽快战胜疾病。

治疗方法：个体化治疗：

具体用什么药扶正，用什么药祛邪，要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症状决定。对于流行性传染病，虽然症状大致相同，但因疾病的感染程度不同，疾病的进程不同，人体偏颇的程度等都会明显不同，因此处方常常是要因人而异。个体化治疗，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万用的处方。

实际上西医现在的治疗方法中“支持疗法”，也是扶正的一种，但西医的支持疗法的能力，效果远远不如中医的扶正方法。西医的对症治疗的方法和效果也远远不如中医的祛邪效果。

三、西医也开始“治人”了

1、美国埃博拉患者治疗中的“支持性治疗”是西医“治人”的开始

埃博拉病毒患者在西非的病死率为70%，美国治疗了10例死亡2例。美国也没有特效药，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2014年10月24日“让埃博拉患者恢复健康最重要的是，给予他们常用的医疗支持，让他们身体有能力把病毒清除”。第一次公开承认人体有清除埃博拉病毒的能力。一额好看开始“治人”了。

2、“支持性治疗”应该是西医治疗理念的转变，尽管比中医晚了几千年，但还是值得表扬的。

四，中西医对未知外感性疾病中“治人”的优劣比较。

治疗未知外感性疾病，是西医的弱点，全世界人民都应该冷静对待。世界卫生组织应该尽快允许中医介入，用没有“试验过”阻止中医介入是错误的。

中医“治人”，积累了几千年的经验，是成熟的，可靠的。西医“治人”还是刚刚开始，经验不多。因此在治疗新型病毒性传染病的时候应该允许中医参与，单独让西医救治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是不人道的。

上面分别列出了中西医治疗外感性疾病的方针方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事实是非常清楚的，几乎所有真正健康的人都会认为中医治疗未知细菌病毒性基本的方法是科学的，正确的。

北京  慕盛学

 MERS病毒始发于沙特，MERS在沙特表现传染性很低，但在韩国却又另外的出奇表现，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

重慶晨报2015年6月17日发表文章《MERS現第四代感染者 世衛重估疫情》，文章说：

“据外媒16日报道，MERS病毒在韩国表现出四个新的特点。

一、年轻化趋势。50岁以下的患者占37.3%。

二、传播距离变大。官方之前也指出“与患者在2米内、接触1小时以上”，才可能被感染；然而，最先发生疫情的韩国医院，病毒后来传到了整个医院，一名医院警卫只靠近患者10多分钟也被感染了。

三、传播力变强。在中东国家，一个MERS患者平均会传染0.6到0.8个人；在韩国，首例患者传染了30个人，第14个确诊患者甚至传染了70多个人。

四、潜伏期变长。据沙特的病例研究，MERS平均潜伏期为5.2天，可是韩国目前95%患者出现症状时间约为12天。据中新社”

证据图片：

上述四个变化是明显的，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明显变化？绝大多数人认为是病毒的基因变异了。可是国内外很多国家检测MERS病毒的基因，发现并没有变异，因此很多人莫名其妙，为什么同一种病毒不同地点表现如此不同，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圆满的解释。本人尝试回答上述变化的原因，您看是否合情合理。

一、《南桔北枳》，环境变化是主因

1、中国古代有个故事：

《晏子使楚》，“晏子来到了（楚国），楚王请晏子喝酒，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公差两名绑着一个人到楚王面前来。楚王问道：“绑着的人是干什么的？’（公差）回答说：“（他）是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看着晏子问道：“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东西的吗？”晏子离开了席位回答道：“我听说这样一件事：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的地方就是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北的地方就是枳树，只是叶相像罢了，果实的味道却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水土条件不相同啊。现在这个人生长在齐国不偷东西，一到了楚国就偷起来了，莫非楚国的水土使他喜欢偷东西吗？”楚王笑着说：“圣人是不能同他开玩笑的，我反而自找倒霉了。”

上文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同一种种子，种在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结果。这就是个体化，就是环境明显变化导致主体出现不同的结果。

2、产于沙特的MERS病毒来到韩国的变化

沙特的MERS病毒来到韩国后，主要有两方面的变化。

（1）气候的变化

MERS病毒是沙特的特产，只能在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气候条件下出现。由于MERS病毒是寒性病毒，沙特适合MERS病毒流行的时间短。但是到了韩国之后，韩国属于温带气候，适合MERS病毒流行的时间比沙特要长很多。

（2）宿主的变化

很多科学家承认环境的变化，不承认宿主的变化。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是一种成分，一种性能，只有身材高矮的不同和体重多少的不同，其他都一样。

其实大量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全世界人类大体相同，但由于地域和人种的不同而有小的差异。正是这些小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病毒对不同人种有不同的反应。

沙特人由于地处热带，人的平均体温比韩国人高0.1摄氏度左右，就这0.1℃，对于对温度十分敏感的MERS病毒来说，MERS病毒在沙特人体内和在韩国人体内有了明显的不同。具体有哪些不同，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二、韩国患者的潜伏期为什么变长？

MERS病毒在沙特的潜伏期是5.2天，在韩国的潜伏期却是12天，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

1、韩国的气候更适合MERS病毒

由于MERS病毒是寒性病毒，而沙特地处热带，所以MERS病毒在沙特只能在冷的时候出现，而且能出现的时间短。而韩国的气候是温带气候，沙特的5月6月已经热了，而韩国正是凉爽的时候。所以这时在沙特已经日暮途穷的MERS病毒，到了韩国 就如鱼得水，可以兴旺发达起来。

2、韩国人比沙特人更受MERS病毒喜欢

韩国人的体质寒性人的比例相对于沙特地区要多，这是由于韩国的气候和韩国人的饮食和遗传因素决定的。由于这个原因导致MERS病毒在韩国的易感人群增多，也是由于这个原因韩国人的身体可以停留病毒的时间更长。

MERS病毒在沙特可以感染引起发病的人比韩国要少，主要原因是沙特人体温偏高，环境温度偏高，使MERS病毒在患者体内不能停留时间太长，因此MERS病毒在沙特的潜伏期是5.2天。而MERS在韩国由于气候的原因和人体温的原因，造成MERS病毒在韩国可以停留时间长，因此MERS病毒在韩国的潜伏期大约是12天。

三、韩国MERS病毒患者为什么出现年轻化趋势？

MERS病毒患者在沙特的平均年龄是56岁，韩国保健部门曾指出，老年人更容易感染MERS，但韩国最近持续出现三四十岁的感染病例。据保健部统计，150名确诊患者中，50岁以下的患者占37.3%。疫情暴发时，大多数确诊者的年龄为50至70岁，疫情持续扩散后，患者年龄出现了年轻化趋势。

1、超级传播者的形成

由于MERS病毒在韩国的潜伏期变长，病毒在人体内复制的时间长，使患者体内的病毒浓度大大增高，因此形成了超级传播者。

2、超级传播者的能力

由于上述原因形成的超级传播者体内病毒浓度增高，患者排除的病毒浓度也高，使原来不能被感染的年轻人也被感染而引起发病，因此出现了患者年轻化的现象。

四、韩国MERS病毒为什么传播距离变大？

MERS病毒在沙特是“与患者在2米内、接触1小时以上”，才可能被感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最先发生疫情的京畿道平泽圣母医院，不仅是同一间病房里的人受感染，病毒后来还传到了整个医院，范围远远超过2米。在首尔峨山医院，一名警卫只靠近患者10多分钟也被感染了。

保健当局的解释是，那是因为患者咳嗽时溅出的飞沫会分裂成更小的分子，在空气中漂浮。其实这种解释是勉强的，根本原因是韩国出现了严重的超级传播者。

患者的传染性与患者排除病毒的浓度成正比。超级传播者的体内载毒量很高，他排除的飞沫含毒量也高，这样能使人感染病毒而发病的范围自然就扩大

五、韩国的MERS病毒为什么传染性变强？

在中东国家，一个MERS患者平均会传染0.6到0.8个人，出现超级传播者是极少数的个别例子。一般以为，首例患者的传播力最强，之后传播力将逐渐减弱。可是在韩国，首例患者(68岁)竟然传染了30个人，第14个确诊患者(35岁)甚至传染了70多个人，第15例患者(35岁)和第16例患者(40岁)也传染给很多人。

由于气候和人种的关系MERS病毒在中东的潜伏期平均5.2天，由于潜伏期短，所以检测患者肺部的病毒载毒量明显低于韩国的患者。由于韩国患者的载毒量高，其传染性就必然会增强。

由于上面的原因，导致MERS病毒在中东地区传染性很小，而在韩国则传染性较强。由于传染性增强，必然就会出现MERS病毒患者年轻化趋势和传染范围扩大的现象。

中国出现各种“造神”运动，早就了各行各业的“神”，本文不谈其他各种“神”，只谈医学界的“神”。

本人研究发现各种造神运动造出来的各种“神”，都不利于中国学术的发展和人们的健康。医学界有很多“神”，本人只谈国内最出名的三位“神”

一、洪涛院士：

非典期间出现的第一个“神”——洪涛院士。洪涛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防治控制中心首席专家。

1、事实：

（1）非典病原体判断错误

2003由于广东出现了非典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预防控制所的首席专家，洪涛于2003年2月7日开始，投入了非典型肺炎（SARS）病毒的研究。2月13日，首次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广东送来的“非典”标本，这天洪涛工作到深夜。2月18日，经过对所拍摄的100多张电镜照片仔细观察，发现病人肺组织中存有大量的衣原体样颗粒！并于2月18日下午向社会公布了这一研究成果。2月18日晚上7时的中央台《新闻联播》正式宣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报告，通过电镜观察发现两份死于本次肺炎病人的尸检肺标本上有典型的衣原体包含体，肺细胞浆内衣原体颗粒十分典型。广东省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确定为衣原体。”晚上8时07分，新华社正式报道：“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2）霸权，全国必须听他的

卫生部通知下属所有部门对外宣传必须与卫生部结论统一，不许宣传其他观点。

（3）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结果

世界卫生组织于2003年4月15日宣布非典病原体为冠状病毒，洪涛院士不得不承认错误。

2、抵赖：

由于世界卫生组织的强硬结论让洪涛不得不承认判断错误，但仍然抵赖。

（1）赖中央电视台公布非典病原体是衣原体的时候留余地留的少了。

（2）确确实实在样本中发现了衣原体颗粒。

（3）只承认是骄躁情绪引起的误差，不承认是工作态度和责任心问题

3、结果：

（1）权威人物在权威部门发出的结论，通过全世界最大的权威媒体发布出来。其直接后果就是使中国政府丧失了宝贵的时机，使非典成为建国以来危害最大的瘟疫。

（2）明明知道抗生素治疗非典无效，但权威人物定性了非典是衣原体感染，抗生素有效，医生还得用抗生素治疗，患者还得被抗生素折磨。

（3）形成权威发话，如同圣旨，只有世界卫生组织才能纠正的局面。

因2003年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组织全世界11个顶级实验室研究公认非典病原体的冠状病毒而结束。如果没有世界卫生组织的结果，非典是衣原体的结论到现在也不一定能改变。。

是钟南山坚持非典病原体是病毒，把洪涛院士请下了“神坛”,结束了洪涛定性传染病病原体的一手遮天状况，把洪涛还原为正常人。

二、陈祖培

1994年中国开始了全国全国性的强制全民补碘运动，该运动造就了天津内分泌研究所的陈祖培。陈祖培现在是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天津市中青年授衔专家（内分泌与代谢病）。现担任：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理事兼中国和东亚地区协调员；亚洲及大洋洲甲状腺学会副主席；卫生部地方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碘缺乏病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会副主任委员，碘缺乏病学术组组长；中国地方病协会碘缺乏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第3-8届全国卫生标准委员会地方病委员会委员，5-8届地方病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外医学内分泌分册和中国地方病学杂志副主编，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中国公共卫生、天津医科大学学报、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编委。曾任：天津市政协第9-11届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4-5届）学科评议组委员；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第7-8届学科评审组委员；中华医学科技进步奖和中华医学青年奖评审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等职。

他代表美国创办的国际控制碘缺乏病理事会，在中国极力推行强制全民补碘。陈祖培在推行强制全民补碘岗位工作了整整20年，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缺碘，说中国人都应该被补碘。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和决定他可以随意篡改，卫生部部长也得听他的指点，千方百计让中国人多补碘。他说一不二，他说中国补碘不过量就不过量，他说过量补碘无害就无害。20年来一手遮天，独往独来，让13亿人用碘酸钾过量补碘，毒害中国人民。

本人和其他人经过五年努力，用大量事实证据把在中国推行强制全民补碘的“神”——陈祖培请下了神坛，还原为正常人，国家也开始逐步调整有关政策。

三、钟南山

2003年中国出现SARS病毒流行事件，中国开始了全民抗击非典的运动，该运动把钟南山造就成中国的医学界的“神”。到现在仍然是“神“，甚至是“神圣不可侵犯”。

本人从现在开始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公正评价钟南山院士的功劳和错误，要把中国医学界的顶峰人物——钟南山，请下神坛，也要把他还原成正常人。当然也是以事实为依据，以理服人，不能搞个人攻击。

明天发表第一篇《MERS病毒传播实例证明钟南山杀果子狸是错误的》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一

2014年一月钟南山说为了防止SARS病毒在爆发流行事件，建议政府杀死广东境内的所有果子狸。理由是部分果子狸有SARS病毒的抗体，果子狸是SARS病毒的中间宿主。有抗体是罪恶吗？北京的儿童40%的有SARS病毒的抗体，广东野生动物市场很多人也有抗体。有抗体只能说明他们易感，但不易发病，很容易就战胜了SARS病毒而出现抗体。因为果子狸有抗体就说明它们传播了SARS病毒是强盗逻辑。但是处在神的位置的钟南山一言九鼎，杀无赦，全部杀灭。

2012你知道出现了MERS 病毒，骆驼几乎全部都有抗体，全世界人民杀骆驼了吗？

一、中东的骆驼90%有MERS病毒的抗体

在调查MERS病毒来源的时候，几乎所有调查组都认为骆驼是MERS的宿主。例如2015-06-03 08:41:21　来源: cnbeta网站的一篇文章《来源于骆驼？致命传染性MERS病毒的前世今生》，文章说：

摘要：近日，关于MERS病毒（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又一轮爆发重新引起了全世界卫生系统的担忧，其所引起“中东呼吸综合征”是一种急性、严重呼吸道疾病，最初并主要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地区，之后扩散到其它国家。截止到2015年6月2日，MERS病毒在全球的累积感染人数已经达到1157名；其中，434名感染者死亡。至今为止，还没有针对MERS的疫苗或者特效药物，以致于病毒感染后的致死率高达40%。

由荷兰国立公共卫生和环境研究所、荷兰鹿特丹伊拉兹马斯医学中心和德国波恩大学医学中心等共同开展的病毒来源研究证实，Spike蛋白是冠状病毒病毒侵染宿主细胞的主要结构蛋白。Spike蛋白在生物学结构上可分为S1和S2两个部分（亚基） 。2013年，Reusken等人用MERS病毒、SARS病毒和人冠状病毒OC43的S1亚基做成的蛋白芯片检测了350份动物血清样品，并将检测结果用病毒中和试验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单峰骆驼可能为MERS病毒传染源。几乎同时，香港大学、中国科学院和东京大学结构病毒学与免疫学联合实验室、埃及国家研究中心和美国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Perera等人用Spike蛋白假病毒颗粒检测了1343份人血清样品以及625份动物血清样品，结论也是单峰骆驼可能是MERS病毒的宿主。

证据图片：

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提出杀骆驼

尽管全世界公认90%以上骆驼体内有MERS病毒的抗体，说明它们感染过MERS病毒，并且出现极个别患病的骆驼体内查到了MERS病毒。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科学家提出要杀骆驼，也没有一个国家提出要杀骆驼。特别是MERS病毒的发源地沙特，不但不提出杀死骆驼，也不同意对骆驼注射疫苗免疫，并且到现在仍然与骆驼亲密接触。

三、全世界公认：果子狸是被冤枉的

因下列原因证明2004年杀死果子狸错了：

1、果子狸是受害者

（1）少量果子狸有SARS病毒的抗体，但是找不到因此而发病的果子狸，更没有因此而死亡的果子狸，有抗体的果子狸根本就不可能传播SARS病毒。

（2）外地的果子狸和本地果子狸养殖场的果子狸检测都不带毒，但把它们送到野生动物市场几天后，有的果子狸就可以查到病毒抗体。证明果子狸是在动物市场里被感染的。

（3）果子狸是SARS病毒的受害者，同时又是钟南山的受害者

2、中央电视台公布“果子狸含冤十年 蝙蝠才是SARS病毒元凶”

2013-04-02 08:03:55　来源: 南方网 　（图片来自央视新闻截图）

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几乎让全世界人们认识了SARS，中国人更是无法忘记SARS带给国人的伤害。当时的研究成果，大家都认为罪魁祸首是果子狸，直到现在，才发现真正的“元凶”——蝙蝠。

十年来潜心研究“非典”（SARS）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称，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种名叫“中华菊花蝠”的蝙蝠，当初果子狸被冤枉了。其实，果子狸只是SARS病毒的中间宿主，不是天然宿主，它也是被传染的。

袁国勇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以为‘果子狸’是天然宿主，但这是错的。因为在野外的果子狸和在繁殖场的果子狸，都没有这个病毒。但是果子狸去到野生动物市场的时候，它就有SARS冠状病毒了。这证明一个道理，就说明这个果子狸是在野生动物市场由其他动物传染给它的。”

据袁国勇表示：“当继续找下去时，发现果子狸只是其中一个‘宿主’，是一个‘中间宿主’，不是一个‘天然宿主’。”（资料根据《央视网》视频 整理所得）

不过视频播出后，很快对于用词准确性就遭到了吐槽。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国家动物博物馆策划总监、科学松鼠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张劲硕，用自己的认证微博账号留言称：2005年，我们研究组就已经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披露蝙蝠是类非典冠状病毒的携带者，而且那是中华菊头蝠，不是“菊花蝠”。（据《中国经济网》）

证据图片:

3、MERS病毒面前没有人杀骆驼

全世界公认MERS病毒与SARS病毒是同一类，MERS病毒也叫“新SARS病毒”。全世界公认中东的骆驼90%以上有MERS病毒的抗体，但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提出杀骆驼。说明2004年杀果子狸错了。

综上所述，大量证据共同证明2004年钟南山提出残杀果子狸错了。

四、钟南山到现在仍然丝毫不承认错误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公认2004年杀灭果子狸是错误的。科学家犯错误不足为奇，不愿意公开承认错误，我们也不强求。但是钟南山，伟大的钟南山在杀果子狸11年后的今天，不但拒不承认错误。而且公开挑战。

2015-06-15 21:43图文来源：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复旦研制出MERS病毒抗体 钟南山：动物实验很有效》，文章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目前担任广东省防控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专家组组长的钟南山昨天披露：我国在MERS抗体研究方面已取得一些进展，但还没有进行一期临床试验，安全性尚未可知，不可能贸然给患者使用，除非患者有生命危险时才会考虑使用。

记者：控制传染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

钟南山：隔离，不让病毒传播；并要搞清楚传播途径，控制住传染源。比如，SARS的中间宿主是果子狸，野生动物市场一切断，第二年SARS只出现4例散发病例，之后就没再有了”。

1、任何传染病的流行都会自动终止

古今中外流行的各种传染病即使没有任何治疗和抵抗，都会自动停止。

钟南山十分清楚：2003年是上半年出现并流行的SARS病毒。地球上从来就没有同一种病毒在同一地点停止流行后第二年又大流行的案例。把2004年没出现SARS大流行的功劳归于钟南山杀死果子狸，是错误的。

2、全世界已经公认果子狸不是SARS病毒元凶

连中央电视台都向全世界公布果子狸是冤案了，钟南山还为自己拼命辩护，不但无用，反而更显钟南山的无知。

3、果子狸根本就不是中间宿主，

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果子狸是SARS病毒的中间宿主，根本就没有人的SARS病毒是被果子狸传染的可靠证据。

外地的果子狸和广东饲养场的果子狸都没有病毒，为什么到了动物市场就带毒了呢？调查显示动物市场卖果子狸的人大部分都有SARS病毒的抗体，为什么不能说是人感染了果子狸呢？

4、中间宿主就该被杀掉吗？

即使果子狸是中间宿主，中间宿主就该杀掉吗？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说明骆驼是MERS病毒的中间宿主，可是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提出要杀掉骆驼。难道全世界人都是傻子，只有你钟南山聪明绝顶？

5、广东人仍然在吃果子狸，为什么SARS没了？

广东人吃果子狸历史已近300年了，为什么过去没出现SARS病毒的流行？广东还在饲养繁殖果子狸，广东人现在还在吃果子狸，为什么SARS病毒不出现？这也是钟南山的功劳吗？

证据图片：

五、中东的骆驼最怕钟南山

按照钟南山的理论，MERS病毒的中间宿主是骆驼，只要把骆驼杀掉，MERS病毒的扩散就没有了。

中东的骆驼十分庆幸中东没有钟南山，也没有广东省那样愚蠢的政府。如果有的话，中东的骆驼可就惨了。

科学家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能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全世界都认为2004年大规模杀死果子狸是错误的，钟南山到现在仍然顽固坚持杀果子狸是正确的，确实有点顽固不化。自认为自己在神坛上可以一手遮天，本人将要发表大量文章把您请下神坛，还原为正常的人。

我只是想把钟南山请下神坛，而不是全面否定钟南山的功绩。一个人难免不犯错误，已经全世界公认的错误就应该承认，难道全世界都是傻子，就你一个人聪明？钟南山如果继续坚持杀果子狸是正确的，必将威信越来越低。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二

中国2003年出现SARS病毒流行，钟南山发明了大剂量激素冲击疗法，自称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于是全中国大量普及大剂量冲击治疗法。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很多人认为激素是治疗非典患者唯一有效的方法，大量用激素是为了救命。

无独有偶，现在中东和韩国流行MERS病毒，现在流行的MERS病毒与SARS病毒是同一类的，全世界为了治疗MERS病毒患者，也应该用大剂量激素。但是调查显示国内外几乎不用大剂量激素冲击疗法，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全世界的医学家都是傻子吗？

一、全世界治疗MERS病毒患者极少用激素

1、卫计委不建议大剂量激素治疗。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下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诊疗方案(2015年版)》指出，应警惕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社区传播的可能性。

根据《诊疗方案》，体外试验表明，利巴韦林和干扰素-α联合治疗，具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但临床研究结果尚不确定。可在发病早期试用抗病毒治疗，使用过程中应注意药物的副作用。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李兴旺指出，不建议对MERS患者进行大剂量激素治疗，否则易出现机会性感染、缺血性坏死、医院获得性感染和病毒复制活跃等不良事件。

2、中东47例MERS病毒患者中只有2例用了激素

在卫计委编的《2015中东呼吸综合征培训资料》中说“在47例患者中，有42例（89%）在重症监护室治疗，34例（72%）接受机械通气。平均机械通气时间为7天，平均死亡时间为14天。大多数病人接受奥司他韦和覆盖常见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菌的抗菌药物治疗。其中有5例患者经验性接受氟康唑治疗，2例应用激素，5例应用利巴韦林，1例应用干扰素-α以及5例应用免疫球蛋白。”

证据图片：

由由于没有治疗MERS病毒的药物，因此医院试用了一些办法，其中用激素治疗了两例，因效果不好，再就没用。

由上述证据可知，全世界治疗MERS病毒的实例说明激素不适合治疗MERS病毒患者。因为SARS病毒与MERS病毒是相似的病毒，因此证明非典期间大量应用激素错了

二、北京治疗非典患者用激素创吉尼斯世界纪录

激素是药物，有治疗疾病的作用。但激素不是普通药物，绝对不能滥用。因此治疗SARS患者应用激素，必须掌握应用的指证，应用的时机、适当的剂量和时间。激素在整个SARS流行期间，不是不能用，而是不能滥用。合理的、规范的应用是救人，滥用就是害人。那么北京是否存在滥用激素现象呢？是救人还是害人呢？

是不是滥用激素，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判断：

1、激素被大范围滥用：

（1）、广东70%的患者应用了激素

【证人】曾文琼、李咏、贺小伶

【证据来源】《首次回应非典后遗症 钟南山：激素剂量须合理》，南方都市报2003年10月27日

【证据】

“广东在使用皮质激素上一直坚持适量适当的原则，例如他所在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只有70%的非典病人使用了激素。遗憾的是有些地方剂量超标。”

（2）【证人】北京卫生局副局长韩德民

【证据来源】《韩德民论坛答疑 SARS后遗症不完全归结于激素》，科学探索杂志，2003.12

【证据】

2003年12月在5日上午的SARS防治国际论坛上，北京卫生局副局长韩德民先生在回答代表提问时说，“使用激素的问题是比较普遍的，最近我们把病例集中以后进行了分析，几乎是每一个病例都使用了激素”

（3）【证人】何权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证据来源】《对SARS治疗中糖皮质激素应用的几点建议》，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3年06期

【证据】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下列问题：第一，指征过宽，甚至滥用。许多地方不仅凡是临床上诊断为SARS的患者一律应用激素，即一经确诊，不分病情轻重马上常规使用激素，更有甚者连疑似病例也给予激素，或将激素作为退热药物使用。”

（4）【证人】淮安疾控，王辰等

【证据来源】《全面认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淮安疾控网

【证据】

 “存在的问题:，使用过早，甚至滥用。一经确诊，不分病情轻重临床即常规使用激素，更有甚者连疑似病例也给予激素，或干脆将激素作为退热药物使用，包括间断使用或持续增加剂量控制体温”

(5)【证人】侯福龙

【证据来源】《“非典”六周年看治疗》《世界博览·中国卷》 2009年第7期

【证据】

“据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的医生介绍，非典过后，北京的医学专家对处于康复期551例非典患者进行了跟踪调查。这些患者中，有12例在非典治疗期间未曾注射激素，而其余的539名患者都使用了糖皮质激素”

上面的证据正确可靠，都说明一个问题，北京存在大量广泛应用激素问题，甚至连疑似患者也用了激素。是明显的违规滥用激素。

2、激素应用大剂量

激素应用的剂量大小，也是衡量激素是否滥用的一个标准，下面是比较大剂量滥用激素的铁证

（1）、【证人】《新京报》记者　袁凌

【证据来源】南方都市报，《从ＳＡＲＳ到骨坏死》2003-11-11 09:08:53

【证据】

“加拿大，一般平均40 毫克.加拿大激素使用量是很低的，每日在４０毫克左右。”

（2）【证人】《新京报》记者　袁凌

【证据来源】南方都市报，《从ＳＡＲＳ到骨坏死》2003-11-11 09:08:53

【证据】

广东：钟南山院士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广州的激素使用量是短期内（即一到两周的时间），每天使用１００－３００毫克.

（3）【证人】《新京报》记者　袁凌

【证据来源】南方都市报，《从ＳＡＲＳ到骨坏死》2003-11-11 09:08:53

【证据】

“进入第六医院的头两天，李英接受了每日２４０毫克的糖皮质激素静脉滴注。两天后，她被选为“冲击疗法”的试验者，每日注射皮质激素达到２０００毫克。两天下来，李英心跳急剧上升，心律失常，随即停止“冲击”，此后一周激素用量维持在每日２４０毫克，并逐周递减８０毫克，直到改为口服片剂。”

（4）【证人】《新京报》记者　袁凌

【证据来源】南方都市报，《从ＳＡＲＳ到骨坏死》2003-11-11 09:08:53

【证据】

“护士小刘和王医生同在４月２０日出现发烧症状，入住北京第六医院，５月５日转入小汤山医院。

两人第一周接受的皮质激素注射都是每天３２０毫克，一周后减为２４０毫克，以后逐渐递减，直到第１６天停止。此后王医生又吃了４２天的激素片剂。”

（5）【证人】《新京报》记者　袁凌

【证据来源】南方都市报，《从ＳＡＲＳ到骨坏死》2003-11-11 09:08:53

【证据】姜素椿教授回忆，“三四月间，卫生部推荐方案中建议的日用量是３２０毫克。”

“要酌情、适量。对一些老年患者，用量一定要保守。我染ＳＡＲＳ以后，要给我上大剂量，我坚持要保守，只用了８０毫克（每天）。”(南方都市报，《从ＳＡＲＳ到骨坏死》2003-11-11 09:08:53。）

（6）【证人】《新京报》记者　袁凌

【证据来源】南方都市报，《从ＳＡＲＳ到骨坏死》2003-11-11 09:08:53

【证据】钟南山院士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广州的激素使用量是短期内（即一到两周的时间），每天使用１００－３００毫克，而香港则是５００－１０００毫克。”

（7）【证人】凌凌

【证据来源】《积极应对非典后遗症》养生大世界 2003年12期

【证据】

北京鼓楼中医医院工作的一位抗非典护士回忆,今年4月26日,在转走一批非典确诊病人后,她开始发烧,确诊为非典后,人住北京第六医院治疗。人院头两天,她接受了每日240毫升的糖皮质激素静脉滴注。两天后,被选为“冲击疗法”的试验者,每日注射皮质激素达到2000毫克。两天下来,她心跳急剧上升,心律失常,随即停止“冲击”。此后一周激素用量维持在每日240毫克,并逐周递减80毫克,直到改为口服片剂。

（8）【证人】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韩德民

【证据来源】《往事可堪回首未来任重道远》中国医药报/2004年/02月/07日/

【证据】

据韩德民介绍,北京的医务人员在治疗SARS时,激素的使用量从75毫克到3200毫克不等。这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75毫克不行就100毫克,100毫克不行就200毫克、500毫克、1000毫克… …犹如抢救有机磷农药中毒所用阿托品一样,只能慢慢增加,且上不封顶,只有当临床症状得到控制时,才能停用

（9）【证人】非典后遗症患者“冰雪人”

【证据来源】《难忘2003——住院时期的用药、治疗和损伤》 新浪博客(2010-01-11 11:39

【证据】“甲泼尼龙（由160mg-240mg-320mg-400mg-480mg)每日二次静点”

（10）【证人】冯欢; 张立洁作者:;

【证据来源】《余胜光：非典的痛苦，没经历的人无法体会》，《三月风》2007年05期

【证据】

（余胜光52岁，某部队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非典期间在非典前线被感染）

“当时一般要求是320毫克一天，后来用到640、800一天，一直用了近两个月”

（11）【证人】何权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证据来源】《对SARS治疗中糖皮质激素应用的几点建议》，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3年06期

【证据】“剂量过大，指导意见中提出：如需用激素，通常应选用甲基氢化泼尼松（以下简称甲强龙）80~320mg/d。而目前临床应用中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常常是病情恶化时不加分析地盲目加大剂量，包括反复给予甲强龙1000mg/d冲击治疗。”

根据上面的数据，可以知道北京是明显把激素当做治疗非典的特效药，退热药，小剂量退热不行，就加大剂量应用。其剂量之大是医学史上空前的。是明显的大剂量滥用激素。

（12）【证人】凌凌

【证据来源】《积极应对非典后遗症》养生大世界 2003年12期

【证据】

关于北京各家医院的使用量,各家医院方案不同,用量不一。卫生部建议的日用量是320毫克。

3、激素应用时间

（1）、【证人】《新京报》记者　袁凌

【证据来源】南方都市报，《从ＳＡＲＳ到骨坏死》2003-11-11 09:08:53

【证据】“两人第一周接受的皮质激素注射都是每天320毫克，一周后减为240毫克，以后逐渐递减，直到第16天停止。此后王医生又吃了42天的激素片剂。”

（2）、【证人】李仁丰

【证据来源】大众卫生报/2003年/06月/19日/《非典前驱期不宜用激素》

【证据】“中日友好医院非典防治专家组专家发现，有不少从外院转入的非典危重病人不仅使用激素很早——在前驱期即已开始使用，而且用量也十分惊人——最高的用到了每日800毫克，而且过量激素用药时间长达五六周以上”

（3）、【证人】冯欢; 张立洁

【证据来源】《余胜光：非典的痛苦，没经历的人无法体会》，《三月风》2007年05期

【证据】“当时一般要求是320毫克一天，后来用到640、800一天，一直用了近两个月”

（4）、【证人】冰雪人（新浪博客）

【证据来源】《难忘2003——住院时期的用药、治疗和损伤》 (2010-01-11 11:39

【证据】”大剂量静脉点滴激素用了四十多天才停用，停用后的前几天，整个人就像是被抽了筋，瘫软在床上，感觉就像影视里描写的上了毒瘾的大烟鬼，说不出得难受。还莫名其妙地短暂高烧一次。”

（5）、【证人】何权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证据来源】《对SARS治疗中糖皮质激素应用的几点建议》，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3年06期

【证据】“疗程太长，目前SARS患者住院疗程多为4周，许多患者自住院后就开始静脉给予甲强龙，直至出院时才改为口服泼尼松?(强的松)?带药出院。”

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北京确确实实存在长时间用激素治疗SARS患者问题，如果超过20天大剂量应用还不算时间长，请问多长时间才算长呢？

4、激素应用时机

钟南山说用激素治疗非典“必须强调的是，皮质激素的使用方案必须合理，时机、剂量必须适合，疗程须妥善把握，不能长期使用而且并不是使用越早越好。”，

钟南山说用激素治疗非典患者，并不是“使用越早越好”，可是北京呢？

（1）【证人】胥金章 唐显斌

【证据来源】《专家解读激素治疗非典有效之谜》2003年5月23日 《中国中医药报》第1951期

【证据】“专家指出，上述发现，为非典病毒感染后的致病机理及临床治疗，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异常的过度免疫反应，导致了非典病人的免疫病理损伤；而激素又是一种很强的免疫抑制药物，所以早期适量地应用激素等免疫抑制药物，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

（2）【证人】何权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证据来源】《对SARS治疗中糖皮质激素应用的几点建议》，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3年06期

【证据】“即一经确诊，不分病情轻重马上常规使用激素，更有甚者连疑似病例也给予激素，或将激素作为退热药物使用。”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北京过早的使用了激素治疗，甚至连疑似病例也用了激素，是明显的滥用。

5、对激素应用的禁忌证注意不够

由于激素不是普通常用药，特别是有很多禁忌症，不能使用，但是北京不管什么禁忌不禁忌，几乎凡是发烧都用激素，致部分患者病情加重，甚至死亡。证据如下：

【证人】何权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证据来源】《对SARS治疗中糖皮质激素应用的几点建议》，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3年06期

【证据】

 “对激素应用的禁忌证注意不够，对其应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警惕性不高，同时也缺乏必要的监测，以至于引发细菌性肺炎、肺部真菌感染、肺结核复发、诱发或加重糖尿病、骨折、胃穿孔等”

由于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不存在滥用激素问题，因此本人例举了部分证据，并都有证人和证据来源。

亲爱的朋友们，上述五条中有一条存在，就是存在滥用激素。可是北京在SARS流行期间上述五条全部存在，条条事实真真切切，个个证据可靠充分，因此北京是非常典型的、非常严重的滥用激素。

遗憾的是，面对如此明显，如此严重的滥用激素问题，卫生部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甚至采取了不承认主义。

上面的事实说明，北京明显100%存在大范围、长时间、大剂量应用激素的问题，是全世界古今中外最典型、最严重的滥用激素现象。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面对如此严重的事实，如果卫生部还拒不承认，你们还是为人民负责吗？

如果没有MERS病毒的出现和全世界不用大剂量激素治疗患者的案例，中国人还在相信“用激素是为了救人”的宣传。 由于全世界拒绝大剂量激素治疗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大剂量激素治疗非典患者的做法是错误的。

北京的滥用激素是谁造成的，与钟南山没关系吗？明天谈这个问题《北京滥用激素与钟南山有密切关系》。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三

一、韩德民承认北京严重滥用激素

2003-12-16 09:08　 转自： 科学探索杂志《韩德民论坛答疑 SARS后遗症不完全归结于激素》，文章说：

在15日上午的SARS防治国际论坛上，北京卫生局副局长韩德民先生在回答代表提问时说，几乎每一位SARS患者都使用过激素，但患者在治疗中的药物副作用不能全部归结于激素，SARS对人体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真正搞清楚。韩德民还透露，500多名医护人员正在小汤山接受全面的身体检查，体现了社会、政府、卫生系统对医护人员的关心和爱护。

韩德民在作完题为“北京的SARS防治”的演讲后，回答了代表的提问。有代表提出关于激素在SARS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的问题，韩德民说，最近一个阶段关于激素治疗SARS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后遗症的问题，韩局长在报告中也提到了这样的情况，有代表想进一步的了解一下，北京的情况和广东相比有什么样的特点？

韩德民说，使用激素的问题是比较普遍的，最近我们把病例集中以后进行了分析，几乎是每一个病例都使用了激素，激素每天的使用量从75毫克到3000多毫克不等，平均使用的剂量大概是180毫克至250毫克。长期大量地使用激素也带来一定的临床副作用，这个副作用不能完全都归结于激素，非典病毒对于整个人类的影响，特别是对我们身体各个系统的影响到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搞清楚。证据图片：

  二、北京滥用激素与钟南山有关

    非典期间北京是全世界滥用激素最严重的地区，有些人认为这与钟南山关系不大。钟南山也从来不承认北京滥用激素与他有关。真的没关系吗？让事实和证据说话吧！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都市报2008年03月09日 发表文章，《钟南山想对吴仪说“我对得起你”》， 文章说：

　知识分子都讲“士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

　　———钟南山

　　两会上，钟南山走到哪里都会被媒体围追堵截。但当本报记者提出想让他谈一谈吴仪的时候，他马上点了点头，跟记者约定了时间。

　　谈起吴仪，钟南山说：“我很喜欢她。”并表示，他有话想对吴仪讲：“我想跟她说，我对得起你。”

　　“我非常喜欢她”她非常尊重我们专家的意见，很谦虚地问我：“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跟吴仪熟悉起来，是在非典期间她开始接管卫生工作之后。

　　2003年春天全国两会之后，那个时候北京出现了比较多的SARS病人，死亡率也很高。我就频繁地飞到北京来帮助做一些工作。

　　这期间，我和吴仪的接触有好几次，其中她亲自约见了我两次。第一次是让我详细地介绍对SARS的看法和当时的情况，另一次是她希望治疗SARS有经验的广东能够派人来支援一下北京。

　　在SARS期间和她的几次接触中，我就非常喜欢她。

　　当时我对她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她非常尊重我们专家的意见。一些官员总觉得自己是对的，当时非典的情况更是有些人想糊弄过去，但她却是很谦虚地问我：“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她是非常诚恳的，非常虚心的态度。我当时认为就应该把北京的力量整合，我说北京的医疗力量这么强大，为什么会搞成当时那个样子？就是各搞各的，没有协调好，比如说，一些病人需要集中，病人的抢救需要一些比较厉害的专家组成专家小组去参加、指导抢救，这都是需要整合的。于是吴仪在统一调配医生、专家骨干方面就尊重了我们的意见；在做决定时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果断。当时包括把病人集中到小汤山、调配一些医疗队到全国进行支援的决定，她认为对的，她就马上去做。

　 另外，她提出“广州的经验多，你们能不能留一批人在这里？”我的副所长肖教授就完全留在了北京，一直呆了两三个月。

　　那个时候，卫生系统一片混乱，政府官员的讲话老百姓是不听的，政府处于失信状态。但最困难的时候她站出来了。当时北京的疫情，我相信她是了解的，虽然她是副总理，但她是在全力推动消息的透明，推动全国的协作，推动境内外的合作，她是鼓励这样做的。

吴仪一个是让我来向她汇报情况，商量怎么应付当时的情况，还有就是她希望我来对公众讲一些话，因为当时一些发布会都没有人肯相信了，而我在电视台讲，群众就会听。

她让我在全国的电视台做了几次节目。我用幻灯片来告诉公众，全国SARS的情况如何，应该怎么样来防止感染，知识分子都讲“士为知己者死”，我得到了她很大的尊重，所以我觉得她信任我，我就一定要干好。结果SARS很快被控制住了。

证据图片：

   上述文章有四个方面可以证明北京滥用激素与钟南山有关

1、用激素治疗非典患者是钟南山发明的，钟南山经常向国内外介绍

由于非典患者的治疗既没有药物也没有疫苗，钟南山用激素治疗了几例成功，他就到处宣传。北京出现了非典，钟南山当然要推广他的激素疗法。

2、钟南山“频繁地飞到北京来帮助做一些工作”

钟南山说“2003年春天全国两会之后，那个时候北京出现了比较多的SARS病人，死亡率也很高。我就频繁地飞到北京来帮助做一些工作”。

上述证据说明钟南山在北京流行SARS病毒期间“频繁地飞到北京来帮助做一些工作”。，什么北京的治疗工作与钟南山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

3、北京的治疗方案主要是钟南山的方案

上文的这句话证明北京队非典患者的治疗方案，主要就是钟南山的方案。“但她却是很谦虚地问我：‘钟院士，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她是非常诚恳的，非常虚心的态度”。“于是吴仪在统一调配医生、专家骨干方面就尊重了我们的意见”；

4、副所长肖教授就完全留在了北京

她提出“广州的经验多，你们能不能留一批人在这里？”我的副所长肖教授就完全留在了北京，一直呆了两三个月。

上述事实和证据充分证明了钟南山频繁地参与了对北京非典患者的治疗方案工作，其中包括了大剂量激素冲击疗法。因此钟南山只批评香港用激素量大，几乎从来不直接说北京滥用激素，而只说“某地激素用量大”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四

2003年中国流行了SARS病毒，治疗过程中大量用了激素，这种方法的对与错国外一直认为是错误的，但国内一直到现在仍然争论不休。由于钟南山处于神的地位，说一不二，一手遮天，因此到现在绝大部分非典后遗症患者仍然相信用激素是救命。

一、钟南山称“首先救命要紧”

钟南山：非典后遗症不能完全归罪于医院

两会新闻新京报 [微博] 2013-03-25 10:03

 [导读]被誉为“抗非英雄”的钟南山，谈及SARS后遗症患者，他说“首先救命要紧，治疗SARS激素使用的量，这还是一种陌生的探索，完全归罪于医院是不对的。”

     “首先救命要紧”，只对少量危重患者适用，非典患者不都是危重患者 ，对大量轻症患者和疑似患者也坚持“首先是救命”就是明显错误的。

二、全世界治疗MERS患者的实例证明激素不是特效药

MERS病毒患者已经在全世界20多个国家里出现，查阅这些国家对MERS病毒患者的治疗经过，可以发现用激素治疗的极少，根本就没有用大剂量激素的。甚至有的国家明确标明。如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下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诊疗方案(2015年版)》指出“不建议对MERS患者进行大剂量激素治疗”，否则易出现机会性感染、缺血性坏死、医院获得性感染和病毒复制活跃等不良事件。

MERS病毒与SARS病毒是相似的病毒，其治疗方法也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的《诊疗方案》特意标注了“不建议对MERS患者进行大剂量激素治疗”，说明用大剂量激素治疗SARS或MERS都是错误的。

如果没有全世界治疗MERS病毒不用激素的事实，中国还在大肆宣传用激素是为了救命，很多人还在认为治疗非典患者用大剂量激素是必须的。

三、大剂量激素治疗非典患者的效果和后遗症 

1、皮质激素治疗57例SARS患者的不良反应

【论文题目】皮质激素治疗57例SARS患者的不良反应

【作者】赫嵘 刘庄 段雪飞 (北京地坛医院)

【文献来源】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03年第6期

【摘要】

摘要目的：观察糖皮质激素治疗SARS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

方法：将98例SARS患者分为激素治疗组和对照组，激素治疗组57例，对照组41例。激素治疗组按照用药剂量分为<160mg-d。(16例)、≥160，<320mg-d-'(35例)、320rag-d-'(6例)三组；按照用药疗程分为<20d(19例)、~20d(38例)两组，并分析比较激素治疗组和对照组产生的不良反应。

结果：激素组与对照组比较．发生低钾血症分别为43．9％和26，8％，血糖升高分别为45．6％和22％，继发细菌感染分别为31．6％和14．6％，减量过程中体温再次升高分别为38，6％和17．1％，胸片示炎症加重分别为21．1％和7．3％。激素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有随剂量、疗程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结论：激素治疗SARS患者有引起低钾血症、血糖升高、继发细菌感染的可能，激素减量过程中可出现病情反复。

3、糖皮质激素应用的副作用

【论文题目】糖皮质激素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治疗中的应用

【作者】雒晓春，李云霞， 田海萍

【文献来源】内蒙古医学杂志Inner Mongolia Med J 2004年第36卷第12期

【摘要】

糖皮质激素应用的副作用

糖皮质激素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很多副作用。例如：高血糖、高血压、精神错乱、消化道出血、骨质疏松、二重感染等。目前临床诊治病史中已发现有精神症状、消化道出血、结核播散、真菌感染、血糖升高、白细胞升高、血清白蛋白降低，故有糖尿病、溃疡病、高血压等基础病变的SARS患者要慎用激素。必要时适当减量，且撤药速度可稍快。同时使用抗溃疡药物。如大剂量长期使用可同时口服氟康唑预防真菌感染。

总之，激素是一把双刃剑，应用得当可产生临床预期效果，而应用不当或滥用，则可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多数重症SARS患者最终死因并非SARS本身，而是由于合并症的发生。因此，激素在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治疗中，应严格掌握适应证，剂量不宜过大，重症患者大剂量使用时，时间不宜过长。切记激素不是SARS治疗的“万能药”，要采取对症和支持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案。

3、要“高度重视激素的副作用 和严重性”

【论文题目】再论SARS治疗中糖皮质激素的应用

【作者】林江涛

【文献来源】中华医学杂志2003年9月第83卷第I7期

【摘要】

五、高度重视激素的副作用 和严重性

由于过早使用和大剂量、长疗程使用激素，目前治疗疗的病例中已发现有精神错乱、消化道出血、结核播散、真菌感染、类固醇性糖尿病等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一些病例由于激素使用所产生的并发症，成为SARS后期治疗中的主要问题。

虽然在SARS治疗中对如何使用激激素尚存在一些争议，如应用的指征、剂量、疗程和疗效等， 我们应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严格学握应用指征，激素不应过早使用，并做到合理使用包括剂量和疗程。

由上述证据可知滥用激素会延长病程，出现很多不良反应，会提高病死率，是明显错误的。

四、如果激素是治疗非典的救命药，为什么医生对自己不滥用？

在2003年的SARS，北京造就了一批非典后遗症患者，公认主要原因是滥用激素的结果，当这些患者质疑为什么要用激素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是为了“救命”，如果真的是为了救命，这些后遗症患者不应该有任何怨言，为了“救命”后遗症难免，这些患者应该感谢滥用激素的决策人，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证据如下：

1、激素不是万能退热药

（1）把激素当做治疗非典患者的特效药

SARS治疗中激素不是不能用，关键是看你怎么用。适合应用激素的患者只能是危重患者，危重患者中也不是全适合，危重患者中只有30%——40%的人适合。适合的人还要根据病人的体质、病情等诸多因素决定应用的时间和计量。

（2）把激素当做退热药

SARS患者的首发症状是发热，对症治疗就要千方百计退热，北京在对症治疗的口号下，医生眼里的第一万能退热药是抗生素，但是各种抗生素联合应用也是无效，于是在 “免疫抑制论”的口号下又大量滥用激素，不分青红皂白，不分男女老幼，统统大剂量、长时间应用，使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

2、SARS患者有一部分是医生，为什么对自己应用激素非常谨慎？

在SARS患者中有一部分是医生，他们深知激素不能滥用，因此用药的时候都要询问是什么药，多少剂量。发现剂量过大，都提出自己的意见。为什么对别人可以滥用，对自己不滥用？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生命的宝贵？

（1）、姜素椿拒绝大剂量激素

【文章题目】《姜素椿忆非典：北京第一例SARS传染13人》，

【作者】钟文

【文献来源】2009年09月17日16:10  大洋网

【文摘】

解放军302医院传染病专家姜素椿，2003年因救治SARS患者被感染。

主持人：SARS病人相对别的传染病，病人是感觉更痛苦还是轻一点？

姜素椿：SARS病人主要一个是高烧、病情进展快，头疼，然后胃寒，特别是死以前是最难受的，就是缺氧，其实就是憋死的，很难受的。发病也是很快的，一般发病两个礼拜前后是最痛苦的，一般过了两个礼拜一般就走向好转。另外，一些病人治疗时因为用激素太多，造成股骨头坏死的也有。说起激素，他们当时一般都是用320毫克，我就用了80毫克。当时我的抵抗力低，他们给我用激素，输液前我问护士多少量啊，她讲160毫克，我说不行，经医院主任同意后给我倒掉一半。他们就在病历上写着，由于病人本人不同意，使用了80毫克。实际上医生是好意，记录也规范，但是后来证明我是对了。如果当时用了160毫克，我的股骨头估计就会有麻烦了，现在我的股骨头一点事也没有，更认清了糖皮质激素的双面剑作用，有10%的病人发现事后有骨头损害。

（2）余胜光拒绝激素

【文章题目】《余胜光 非典的痛苦,没经历的人无法体会》，

【作者】冯欢; 张立洁;

【文献来源】三月风2007年05期

【文摘】

余胜光，52岁，某部队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2003年因救治SARS患者被感染 病床上“虽然不能动，余胜光的神志还是很清醒的，怎么会治不好呢？突然想到激素的问题。第一次用激素时，他就有些迟疑，凭经验判断会有副作用，被告知没有问题后，才放下了心。当时一般要求是320毫克一天，后来用到640、800一天，一直用了近两个月，剂量达到20000毫克。这些日子里，反复发热、上消化道出血，病情仍不见好转。余胜光冒出一个想法：对自己做实验！要是激素跟病情有直接关系，及早发现的话，就能大大减少对病人的危害。他挣扎着用针扎破手指头，开始验血。早上血糖12毫摩尔/升，心率120次/分，有点高。中午没吃饭，打了激素一小时后测，血糖29毫摩尔/升，心率150/分。后来又测了几次，血糖越来越高，呼吸心率仍然很快，这才明白激素可能是病情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余胜光马上要求停止使用激素，非常时期，医生根本不敢作主，他只有自己在病历上签下承诺：在病人的要求下停止使用激素。接着继续天天测，时刻监控，没过几天，突然感觉呼吸肌松弛了一下，死不了了！”

【说明】连著名专家姜素椿都享受不起的“特效药”，的“救命”想少用点“美味”，自己都说的不算，都得在病历里写上“由于病人本人不同意，使用了80毫克”，其他人大多数不知道享受了多少“好药”，根本没有知情权，更没有拒绝权。

为什么会出现对别人可以滥用，对自己不能滥用的现象呢？这是正常现象，这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很多医生感叹，给别人治病容易，给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治病难的问题。就是对别人可以合理存在误诊，可以少考虑药品的副作用，对自己，总要全面考虑后果。不能责怪姜素椿，几乎任何医生都会这样做的。

但决定对所有患者都大剂量应用的人就不同了。把激素当做退热药使用，不退热就大剂量，对所有的人统统强制性大剂量滥用激素就是完全错误的了。

上述两例也充分说明了滥用激素，不是“救命”，而是“致残”“致命”！

五、滥用激素不是救命，是害命

激素是药物，能治病，确定无疑。因此用适量的激素规范治疗符合应用指证的SARS病毒患者，是救命，确定无疑。

但是北京存在明显的滥用激素现象也是确定无疑的，尽早大剂量应用激素的做法，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错误的，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一些人把对个别患者的应用激素成功，当做普遍真理，到处无限制推广炫耀，鼓励滥用，是错误的。在出现明显后遗症后，为了掩盖滥用激素的错误，大肆宣传滥用激素是为了救命，也是错误的。

正确使用激素是救命，全面否定应用激素的作用是错误的。但是以点带面，片面强调用激素就是救命，掩盖滥用的罪恶，也是明显的错误，明显的欺骗。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五

2003年上半年的非典流行结束了，但一部分非典患者并不是完全康复了，而是又面临另一场灾难——股骨头坏死。

一、残酷的事实

《世界博览·中国卷》 2009年第7期报道“据北京前海股骨头医院的医生介绍，非典过后，北京的医学专家对处于康复期551例非典患者进行了跟踪调查。这些患者中，有12例在非典治疗期间未曾注射激素，而其余的539名患者都使用了糖皮质激素。结果是，没有使用激素的12名患者中均未发现骨坏死以及与骨质有关的疾病；而其余539位中，有176例检测出骨坏死的症状，比例达31.9％。

证据图片：

    二、全世界治疗MERS病毒患者病例没发现有股骨头坏死问题

1、全世界治疗MERS病毒患者病例没发现有股骨头坏死问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截至2015年5月31日，通过实验检测，全球共有1150例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确诊病例，其中包括至少427例与MERS相关的死亡病例。在康复的700多例中没有报告存在股骨头坏死后遗症问题。

2、全世界治疗MERS病毒患者病例没有大剂量应用激素问题

调查全世界治疗MERS病毒患者的治疗方案中，不存在用大剂量激素治疗的病例。因此说明激素是造成SARS病毒后遗症的主要原因。

3、SARS病毒与MERS病毒是相似的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MERS病毒和SARS病毒是相似的病毒，因此称为“类SARS”或“新SARS”。全世界治疗MERS病毒的医疗实践证明，MERS病毒的毒性大于SARS病毒，但MERS病毒不会造成股骨头坏死，因此说SARS病毒会造成股骨头坏死明显缺乏证据。

4、SARS病毒不会引发股骨头坏死

由于上述原因可以清楚看到，SARS病毒根本就不会引起患者股骨头坏死问题。

三、股骨头坏死与滥用激素的关系

1、股骨头坏死与大剂量激素应用的关系

（1）大前提：使用激素容易得股骨头坏死，这是全世界公认的。

（2）小前提：很多SARS患者被大剂量应用激素治疗。这也是全世界公认的。

（3）结论：SARS患者出院后，治疗中用过激素的人，可能会出现股骨头坏死现象。这是必然的，正常的。

2、反证：

中医治疗的患者、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患者，不用或少用激素，就没有股骨头坏死后遗症出现。

【论文题目】我的担忧和几点建议

【作者】；邓铁涛（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文献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01月/17日/

【摘要】

2003年SARS之战,广州中医药大学附一院治疗60例“非典”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达到3个“零”的奇迹。广州呼吸病研究所治疗80多例,其中中医介入治疗者71例,但这71例中,死亡者仅1例。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纯中医治疗16例,也无一例死亡。而且凡是用中医介入治疗、激素用量少的“非典”患者,至今观察未见有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等后遗症。

3、结论

因为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大剂量应用激素可能会出现股骨头坏死，因此非典中被大剂量应用过激素的患者引起的股骨头坏死与大剂量激素应用在法律上是一对因果关系。

四、专家学者论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是滥用激素

国内很多专家学者用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和地位实验证明造成非典后遗症患者股骨头坏死的根本原因是滥用激素

1、SARS患者发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根本原因是激素的用量过大

【论文题目】SARS患者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临床研究

【作者】王志强 刘天盛 王景贵

【机构】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骨外科,天津市300162

【文献来源】天津医药, 2006(1): 50-51

【文摘】目的：探讨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患者激素治疗与发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关系。方法：对39例具有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症状并确诊的SARS患者进行了相关数据的观察和分析。结果：股骨头坏死的发病率随激素用量的增加而增加，呈正相关（rs=1，P〈0．05）。结论：SARS患者发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根本原因是激素的用量过大。

2、糖皮质激素与骨坏死特别是股骨头坏死的发生具有明确的关系

【论文题目】糖皮质激素与股骨头坏死

【作者】 何伟；

【机构】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国中医髋关节病重点专科 博士；

【文献来源】中国处方药，2004年03期

【摘要】 糖皮质激素与骨坏死特别是股骨头坏死的发生具有明确的关系,但激素的使用与发病之间的关系、以及真正的发病机制仍不十分清楚。

3、皮质激素引起股骨头坏死,属于药源性骨坏死范畴。

【论文题目】皮质激素引起股骨头坏死的早期预防

【作者】 邵国民； 黄永勋；

【机构】北京皇城股骨头坏死专科医院

【文献来源】

【摘要】 <</SPAN>正>皮质激素(以下简称激素)引起股骨头坏死,属于药源性骨坏死范畴。目前,激素引起股骨头坏死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本文对我院2005年因激素引起骨头坏死病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因不当使用激素药物和早期未能采取预防措施是导致股骨头坏死发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4、SARS并发的股骨头坏死具有发病率高，发病快

【论文题目】SARS并发股骨头坏死的发病特点分析及临床意义

【作者】陈卫衡 张强 刘道兵 张洪美 张磊 顾力军 孙钢 赵铁军 周卫

【机构】中国中医研究院骨伤科研究所,

【文献来源】《中国骨伤》2004年第17卷第7期

【摘要】:目的：探讨SARS并发股骨头坏死的临床发病特点。方法：对86例经激素治疗后痊愈的SARS康复患者的病史、临床表现、体征，以及相关影像和生化检查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和总结。结果：86例患者中，确诊为股骨头坏死46例，发病率达53．5％，其中男性12例，女性34例。在确诊的病例中，41例3～6个月内双侧发病；43例患者没有明显临床症状；所有病例普通X线均无异常表现而MRI都有明显异常表现；有7例伴有同侧股骨干和髌骨坏死，3例肱骨头出现坏死；血浆脂质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变化。结论：SARS并发的股骨头坏死具有发病率高，发病快，MRI和血脂指标变化明显等发病特点。MRI早期变化明显，可作为诊断的重要依据。

5、90％发生骨坏死的患者与使用糖皮质激素和酗酒有关

【论文题目】SARS后ARCO I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治疗及4年随访

【作者】韦 宇，张念非

【机构】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文献来源】药物研究 2009年第l8卷第6期

【摘要】

90％发生骨坏死的患者与使用糖皮质激素和酗酒有关，但激素用量(平均日剂量、峰值剂量、累计剂量)、激素使用持续时间与骨坏死的发病率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有学者认为，与累计剂量和激素使用持续时问相比，平均日剂量或峰值剂量同发生骨坏死的相关性更大，平均日剂量大于20 mg的甲强龙具有发生骨坏死的高危险性，平均日剂量每增加l0mg，骨坏死发生率就增加4．6倍 。累计剂量超过2 000 mg即可引起骨坏死，本组患者激素平均日剂量、峰值剂量、累计剂量均较上述剂量大。

6、应用皮质激素总量大于2000mg 者骨坏死的发生率明显升高

【论文题目】SARS过后 我们破解骨坏死

【作者】；李子荣； 郑颖璠

【机构】中日友好医院

【文献来源】健康报 2013-04-11

【摘要】

2003年SARS来袭，十年间通过持续跟踪观察并治疗当初那批并发骨坏死的患者，中日友好医院李子荣教授等对股骨头坏死有了全新的解读。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在国际骨坏死诊疗大会上发表后，不仅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其中分类标准的大部分内容还将被新修订的国际骨坏死诊疗纲要采纳。

通过持续跟踪患者，认真统计用药情况后，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应用皮质激素总量大于2000mg 者（折合成甲基泼尼松龙）骨坏死的发生率明显升高；甲基泼尼松龙的冲击剂量大于320mg/天的一组发生率更是显著升高；用药时间大于 30 天者骨坏死发生率也明显升高；静脉注射的给药方式风险更大，但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

【说明】上述两篇论文证明北京的非典患者接受大剂量激素治疗过程中，激素的日用量和累计用量都 明显超过上述标准，因此非典患者中出现股骨头坏死的现象是正常现象，是滥用激素的必然结果。

五、股骨头坏死与SARS病毒无关

本人认为SARS患者中出现的股骨头坏死现象与SARS病毒无关，主要是滥用激素造成的。

因为：

1、凡是出现股骨头坏死的病例都是被用过大剂量激素的患者

2、凡是没用过激素或用过少量激素的非典患者没出现股骨头坏死现象

3、SARS病毒和MERS病毒是同类病毒，治疗MERS患者没有大剂量激素应用现象，因此MERS病毒康复患者没有股骨头坏死现象。

4、SARS病毒是寒湿型的，在人体内的最佳快速复制的温度是36.5左右，人体内的临界死亡温度是36.9℃，而人体的五脏六腑只有肺的温度最低，因此SARS病毒只能攻击人的肺部，说SARS病毒攻击人的心脏、脑部、肾脏、肝脏等，都是主观猜测，没有充足证据。

美国科学家认为SARS病毒是感冒病毒的变种，古今中外没发现任何一种感冒病毒会引起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的病例。

上述分析充分说明出现股骨头坏死的原因不是SARS病毒引起的。钟南山说“趋向于认为这与SARS病毒有关”，是没有理论和实践根据的，

因此SARS患者中应用过激素治疗的患者，出院后出现的股骨头坏死现象，99%与滥用激素有关，与SARS病毒无关。这是一个非常明显、非常简单的问题，但是至今仍然不承认错误，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六

全世界公认钟南山发明了大剂量激素治疗非典患者的方法，全中国普及应用，但是大剂量激素应用的结果必然会出现部分患者股骨头坏死问题，这是大剂量应用激素的必然结果，是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但是钟南山院士在使用激素的时候没充分注意大量应用激素的副作用，全国推广的时候也没要求对激素的规范应用，更没有采取预防的措施。

在出现非典患者股骨头坏死问题后，钟南山不是积极帮助患者解决预防、检查和治疗，反而采取了千方百计的不承认等抵赖措施，具体证据事实如下：

一、钟南山不承认非典后遗症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是大量激素应用

1、钟南山认为不能肯定地说，“股骨头坏死”就是“非典”后遗症，

【论文题目】《“股骨头坏死”并非后遗症》

【作者】侠名

【文献来源】全民健康网2005-11-24

【证据】

钟南山院士在中日合作SARS防治国际研讨会上表示，“股骨头坏死”症状并不一定就是“非典”后遗症，其致病原因还有待查明。

近期，有关媒体关于“非典”可能导致“股骨头坏死”的报道引人注目，但是昨天钟南山院士明确表示，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股骨头坏死”就一定是“非典”的后遗症。他介绍说，“非典”病人康复后，确实有部分患者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症状，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该症状的发病原因是“非典”病毒或在治疗过程中注射了皮质激素。据钟院士解释，目前这两种致病原因都未获得证实，因此不能肯定地说，“股骨头坏死”就是“非典”后遗症，而且，整个广东省在治疗“非典”时，皮质激素的使用量非常小。

【证据图片】

【说明】

    由于非典患者住院期间被用了大量激素，激素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出现股骨头坏死现象。股骨头坏死是非典治疗后大量出现的，理所应当被称为非典后遗症。钟南山不承认是明显错误的。

2、钟南山说“没有证据表明非典中使用的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是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充分条件”

【论文题目】“非典”六周年看治疗

【作者】侯福龙

【文献来源】《世界博览·中国卷》 2009年第7期

【证据】

“2003年底，面对社会各界的质疑和争议，钟南山回应了非典中使用激素疗法的后遗症问题。他说“没有证据表明非典中使用的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是导致股骨头坏死的充分条件，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跟踪和研究”

【证据图片】

【说明】

钟南山提出大量应用激素治疗非典患者，全世界公认，全世界还公认大剂量应用激素看会出现股骨头坏死，他们之间有公认的、明显的因果关系，面对如此清楚的关系，钟南山还公开抵赖，不能不说可恨至极。

二、钟南山说“非典再来还得靠激素”

【论文题目】从SARS到骨坏死 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

【文献来源】2003年11月11日14:19 新华网

【证据】

“那是为了救命。毕竟用了激素，烧就退了，感染就止住了。”不过，“要酌情、适量。对一些老年患者，用量一定要保守”

非典期间，卫生部推荐治疗ＳＡＲＳ方案的提出者是钟南山院士。10月10日，卫生部下发了卫医发（2003）286号文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ＳＡＲＳ）诊疗方案》，该方案仍主张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ＳＡＲＳ。

10月26日，钟南山院士在“中日合作ＳＡＲＳ防治国际研讨会”上公开表示：“如果ＳＡＲＳ重来，还得使用激素治疗。”

【证据图片】

【说明】非典期间钟南山提出的滥用激素达到全世界古今中外登峰造极的程度，不但丝毫不承认错误，竟扬言下次非典再来还用激素。可见其顽固透顶。

三、非典10年后钟南山仍然不承认非典期间患者股骨头坏死滥用激素是主因

【论文题目】《非典10年:钟南山回应"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等争议》

【作者】

【文献来源】2013年02月25日 08:22   来源：南方日报

【证据】

南方日报：最近北京有非典后遗症患者呼吁成立专项关怀基金，您是否赞成？

 钟南山：成立关怀基金我是赞成的。而且我们也一直在回访病人。广东1000多个病人，大概也就20—30个病人得了股骨头坏死。还有一个看法是，非典本身就可能导致股骨头坏死，这是一个学术争论，至今还没得到证实。对于这类病人，最严重的就是做股骨头置换。我们不能忘记这段历史，不能忘记他们，要给予关怀。

【说明】

为了抵赖滥用激素引发的不良后果，把引起股骨头坏死的原因推给SARS病毒，而且10年丝毫没有改变。

四、MERS病毒患者病例没发现有股骨头坏死问题，证明滥用激素是主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截至2015年5月31日，通过实验检测，全球共有1150例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确诊病例，其中包括至少427例与MERS相关的死亡病例。在康复的700多例中没有报告存在股骨头坏死后遗症问题。

调查全世界治疗MERS病毒患者的治疗方案中，不存在用大剂量激素治疗的病例。因此说明激素是造成SARS病毒后遗症的主要原因。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MERS病毒和SARS病毒是相似的病毒，因此称为“类SARS”或“新SARS”。全世界治疗MERS病毒的医疗实践证明，MERS病毒的毒性大于SARS病毒，但MERS病毒不会造成股骨头坏死，因此说SARS病毒会造成股骨头坏死明显缺乏证据。

由于上述原因可以清楚看到，SARS病毒根本就不会引起患者股骨头坏死问题。

钟南山抵赖滥用激素会引起股骨头坏死这个问题是千方百计抵赖的，证据确凿无疑。

一个人，即使是院士也不可能没有失误。有了失误，正确认识，改正错误，还是好院士。人民是理解的，通情达理的。但是像钟南山这样，对滥用激素会引起股骨头坏死这样全世界公认的明显问题还千方百计抵赖，根本就不是对患者负责，对人民负责。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七             ——

尽管国内很多医生认为过量应用激素是导致非典患者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钟南山是我国呼吸系统最权威的院士，他不承认，其他人说一万句也没用。

2003年非典过后二个月，北京和广东陆续出现非典患者股骨头坏死问题，根据部分医生的建议，2004年开始对医疗系统的非典患者进行股骨头坏死检查，发现的有所在医院免费治疗。但对非医疗系统的患者这没人管。

由于北京出现的股骨头坏死患者逐渐增多，患者自费检查治疗承担不了，因此北京的非典后遗症患者多次到政府有关部门上访。但由于钟南山不承认非典康复后患者出现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是激素用量过大，因此政府对上访的非典患者采取了三赖三拖措施。

一、三赖

非典患者康复后一部分人出现明显的后遗症，因公造成非典后遗症的人按工伤处理，其他后遗症患者则无人过问。

为了争取合法的健康权，北京部分非典后遗症患者，从2003年起，为了解决非典后遗症善后问题，先后集体（五人以上）到市政府信访办、卫生局、民政局、残联、红十字会、计生委、妇联等市直机关上访90多次（不包括个人到区县、街道等处上访），参加上访的共计1600多人次，向市政府相关部门和领导面交和邮寄各种上访信件42份，有关资料970多页，反映非典和非典后遗症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困难和他们的诉求。可是12年只解决一部分，根本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抵赖主要存在如下三方面：

1、一赖“自然灾害”

一部份领导认为非典是自然灾害，是不可抗拒，谁被感染谁倒霉，国家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

2007年北京市政府在回答上访人员问题时，把非典定义为“天灾”，并据此研究讨论后遗症患者问题的处理问题，本人认为这是明显的“推”、明显的“赖”。原因如下：

（1）《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不包括进行传染病的流行

 2006年01月8日国家发布并施行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第1.3条规定：“适用范围：凡在我国发生的水旱灾害，台风、冰雹、雪、沙尘暴等气象灾害，火山、地震灾害，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暴潮、海啸等海洋灾害，森林草原火灾和重大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及其他突发公共事件达到启动条件的，适用于本预案。”，依据本条可以知道非典明显不属于“自然灾害”，把非典说成是“自然灾害”，是非常明显的“推”和“赖”。

（2）非典的流行属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范围

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第1.3条写明“(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并有扩散趋势。”

这条进一步明确了非典不属于“自然灾害”，是标准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北京市政府信访办用自然灾害的办法处理非典的善后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自然灾害是不可抗拒的，而很多非典后遗症患者是患者在医院就医时被传染的，并被强制医疗的，对强制医疗造成的不良后果，全世界所有尊重人权的国家，包括中国香港，都有明确方案，妥善处理，北京信访办如此推脱，抵赖、拖拉是明显错误的。

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甘肃特大泥石流，这些灾害明显纯属自然灾害，国家对死亡的人员给予了抚恤，对伤害的人员免费治疗，对受害者家属，给予的救济，可是对明显存在人为错误的非典受害者，却置之不理，为什么？

2、二赖“SARS病毒”

一部份领导认为非典患者出现股骨头坏死现象是事实，但造成股骨头坏死的原因应该是SARS病毒。至少认为患者出现股骨头坏死的原因不能都归罪于激素

（1）北京卫生局副局长韩德民指出，

韩德民说：在非典病人救治过程中使用激素是很普遍的现象。几乎每个病例都使用了激素。长期大量使用激素肯定会带来一定临床副作用，但现在还不能把副作用完全归结到使用激素。这是因为非典病毒对于整个人类的影响，特别是对身体各系统的影响到目前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关于包括骨坏死在内等并发症，除了激素外也不能排除是病毒本身所致。目前北京医疗机构已建立非典后期随访的调查，包括骨坏死、肺纤维化、肝功能损害等。

证据来源：《北京卫生局副局长:非典后遗症不能都归罪于激素》

（2）、钟南山持怀疑态度

均来自新华网《从SARS到骨坏死 两者之间有必然联系?》

a）“非典期间，卫生部推荐治疗ＳＡＲＳ方案的提出者是钟南山院士。10月10日，卫生部下发了卫医发（2003）286号文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ＳＡＲＳ）诊疗方案》，该方案仍主张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ＳＡＲＳ。”

b）“10月26日，钟南山院士在“中日合作ＳＡＲＳ防治国际研讨会”上公开表示：“如果ＳＡＲＳ重来，还得使用激素治疗。”

c）钟南山认为，“究竟是ＳＡＲＳ病毒本身还是治疗用激素导致骨坏死，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d）、钟谈到，“有一些人只使用了少量的皮质激素，但也出现了骨坏死。另外，在核磁共振图像中，一些骨坏死患者呈现出散在病灶症状，而这是不容易由皮质激素引起的。”

e）、钟南山认为，“股骨头坏死”的标准，也还需要推究。“是否在核磁共振检查下呈现出轻微的异常，就能称作骨坏死？”

f）对于北京非典康复医护人员患骨坏死比例达1／3－1／2的说法，钟南山表示了怀疑，“这也需要斟酌”。

g）、“钟南山院士在中日合作SARS防治国际研讨会上表示，‘股骨头坏死’症状并不一定就是‘非典’后遗症，其致病原因还有待查明。近期，有关媒体关于‘非典’可能导致‘股骨头坏死’的报道引人注目，但是昨天钟南山院士明确表示，目前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股骨头坏死’就一定是‘非典’的后遗症。他介绍说，‘非典’病人康复后，确实有部分患者出现了‘股骨头坏死’症状，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该症状的发病原因是‘非典’病毒或在治疗过程中注射了皮质激素。据钟院士解释，目前这两种致病原因都未获得证实，因此不能肯定地说，‘股骨头坏死’就是‘非典’后遗症。”

证据：《广州不会爆发非典疫情疫苗今冬无望面世》撰文本报记者蔡民见习记者魏黎明通讯员贺小伶刘丹本版摄影本报记者刘可，信息时报 2003年10月27日)　　

美国科学家认为SARS病毒是感冒病毒的变种，古今中外没发现任何一种感冒病毒会引起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的病例。

上述分析充分说明出现股骨头坏死的原因不是SARS病毒引起的。“趋向于认为这与SARS病毒有关”，是没有理论和实践根据的，

因此SARS患者中应用过激素治疗的患者，出院后出现的股骨头坏死现象，99%与滥用激素有关，与SARS病毒无关。这是一个非常明显、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还说是“到底是大剂量使用皮质激素造成骨坏死，还是SARS病毒造成骨坏死目前存在争论”呢？

3、三赖“为了救人”

一部份领导“认为非典病毒是传染性极大的，毒性极高的，为了挽救非典患者的性命，不得不用激素。用激素是为了救人，你们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对于个别患者可能是如此，但对大量轻症患者和对疑似病例也大量应用激素，也是为了救人吗？

二、三拖

由于卫生部对非典后遗症患者明显存在“三赖”，行动上必然存在“三拖”，具体事实如下：

    1、预防拖

全世界公认大量长期应用激素，可能会引起股骨头坏死，这是医学常识，因此临床实践对激素的应用都非常谨慎，规范应用。可是非典期间卫生部对绝大部分非典患者强制推行长时间、大剂量应用激素，大量康复的非典患者出院后可能会出现股骨头坏死问题，如果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卫生部，肯定知道这种潜在危险的存在，积极采取免费检查、警示、预防措施，可是我们的卫生部，本身对这项工作毫无打算。

由于治疗非典患者中大量使用激素，2003年4月就有人提出要预防非典患者的股骨头坏死问题，但没有人重视。

【论文题目】重视SARS病人激素治疗后的骨坏死

【文献来源】《中国全科医学》2003年07期

【作者】屈辉（积水潭医院放射科主任）

【证据】

“北京等地方SARS的流行已得到有效控制,各地疫区已相继解除,除几十例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外,其余的4900多例已康复出院。SARS康复患者出院后,需定期进行复查。

在SARS的治疗中,皮质激素的使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绝大部分SARS患者在治疗过程中都使用了不同剂量及疗程的皮质激素。使用皮质激素有副作用,就骨骼系统而言,主要是引起骨坏死和骨质疏松。尤其是股骨头坏死较常见,对人体的危害最大。因此,在SARS患者的复查中,除检查血常规、胸片和肺CT外,应重视激素使用的副作用的监测和预防,即对骨坏死(重点是股骨头坏死)和骨质疏松的监测和预防。”

但是卫生部根本不调查、不宣传、不重视，隐瞒真相，不关注防护和治疗。最终结果造成这些人终生残疾。

2、治疗拖

当北京于2003年9月北京发现大量股骨头坏死患者后，卫生部不是积极组织检查，预防，只是在社会的压力下对医护人员进行了检查，对其他人员一律不关心，不检查。理由如下：

（1）股骨头坏死原因不明，不承认激素是造成股骨头坏死的主要原因，疾病的出现和进展是不会等卫生部查出出现股骨头坏死的原因再发展的，疾病的发展是不能等的，因此造成大量患者在股骨头坏死的初期得不到适当的治疗。

（2）造成治疗拖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些领导认为严重的股骨头坏死是无法彻底治愈的，在没找到更好的办法前，无法治疗，因此造成一部份早期的股骨头坏死患者不能及时治疗。

（3）造成股骨头坏死非典患者的人数需要调查，股骨头坏死的程度需要检查，这些都需要时间。于是，七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可靠的数字。但是患者的病情却是在每况愈下，日益严重。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对已经出现股骨头坏死症状的患者采取拖的态度，但疾病只会发展不会等待，因此是很多人丧失了最佳治疗时机。

3、安抚拖

非典过后，全世界出现非典患者的国家，绝大部分都采取积极的态度，对非典患者进行了国家赔偿，对因非典死亡的患者给予了抚恤，对死亡家属给予了援助。远的先不谈，归属于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都早已完成了这些事项。可是号称世界经济第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由于卫生部的欺上瞒下，尽管非典后遗症多次上访，12年来一直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对非典遗留下来的问题，一拖再拖。

钟南山和卫生部对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三赖”，赖掉了党对老百姓的关爱，赖掉了政府对老百姓的关心，赖掉了社会对百姓的责任，赖掉了医生的职业道德，。

钟南山和卫生部对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三拖”，拖掉了全面创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性，拖跑了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拖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

钟南山和卫生部对非典后遗症患者的“三赖”和“三拖”都是明显存在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

不在于没有失误，而在于敢于面对失误，敢于承认失误，敢于改正失误。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八

一、“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送到我们这里来！”

在广东非典开始扩散的紧急情况下，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一句“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的话，解了广东省有关领导的难题，钟南山因此开始青云直上，威震全国

【讲演题目】我们必将迎来抗击非典战斗的最终胜利

【讲演者】钟南山

【文献来源】新华网北京2003年7月29日电

【摘要】

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我们都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当时，随着病魔的进一步肆虐，患病人数愈来愈多。面对这种情况，我代表广医一院呼研所向省卫生厅请求：“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送到我们这里来！”由此，一个个危重非典病人从全省各地不断地送到呼研所，最多的一天达５、６个。在１００多位患者中，其中就有５９位是高危病人。有时为了救治一个病人就有两三名医护人员倒下。但是我反复告诫我的同事，对这些重危病人一定要施行急救，“哪怕只有１％的希望，我们都要尽１００％的努力！”在短短时间内，广医一院就有２６名白衣战士倒下了。面对这种情景，我内心非常沉重。为了鼓励我的战友们勇往前行，我必须身体力行。今年整个春节，我几乎都是在会诊和救治的忙碌中度过。每天不管有多忙、多累、多晚，我都要到病房走几趟，除了看病人外，还要了解每一位同事的身体状况，检查每个医护人员的隔离措施是否到位。对患病的医务人员，我每天都要问候，即使出差在外，也不忘打电话了解病情。

证据图片：

    二、“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送到我们这里来！”的背后

1、10年后的大实话

【文章题目】非典10年:钟南山回应"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等争议

【作者】南方日报记者

【文献来源】2013年02月25日 08:22   来源：南方日报 

【摘要】

南方日报：很多人只看到您的光环，不知道这些艰苦，您是拿命来赌，喊出“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

    钟南山：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左胸很疼，很虚弱，拿个碗都会往下掉。但一直有个信念，就是不能出事！

我回到医院后，大家对我很支持。我对时任院长叶广春说，现在呼研所碰到枪口上了，敢不敢把别的医院的病人接过来？如果做得好，医院形象大大提升，如果做不好，可能连一般的病人也不敢来看病了。他想了半天，回答说：干吧！

证据图片：

2、“呼研所碰到枪口上了”的背后

（1）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不是普通的研究所

2002年7月,在霍英东先生的支持下,由霍英东基金资助,原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ICU改建成“英东广州危重症监护医学中心”。据介绍,整个中心投资达1700万元,其中由霍英东基金会捐资1000万港元。华南地区最具规模、最先进的重症监护中心（ICU）2002年12月18日正式成立，改建后的监护中心占地约800平方米，拥有16张现代化专用监护病床。每张床上都装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床头吊架，所有电线、气源全部集中在吊架上，床头还装有呼吸机、监护系统、喂饲泵、6－8个输液泵，病人躺在床上就能完成脑电图、X光拍片、肾透析等检查和治疗，每张床连设备，价值超过100万元。病人到达ICU后30分钟内，各种仪器就能对病人的情况作出初步评估，1－2个小时内医生就能根据仪器的精确判断制定出具体的抢救方法。

如此“华南地区最具规模、最先进的重症监护中心（ICU）”，非典期间会让它闲置不用吗？

（2）开业就有非典患者送来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位于广州市，大量外地治不好的病要到这里来。

“英东广州危重症监护医学中心”开始运行之时，恰逢SARS开始出现并流行之日，开业第三天，一位从河源转来的患者于12月22日入住呼研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必然要成为重症SARS患者的治疗基地，

患者送来了，你不研究治疗，行吗？

（3）疾病对口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是“呼吸疾病研究所”，非典恰恰是不明原因的呼吸道疾病，你不研究治疗，行吗？

鉴于上述原因，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当时必须参加抗击非典的战斗。钟南山非常聪明，看清了形势，与其被动应付，不如积极请缨，于是一炮打红。

3、“如果做得好，医院形象大大提升，如果做不好，可能连一般的病人也不敢来看病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如果把患者都送过来，做得好，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和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都可以因此扬名，搞不好，以后患者就不敢来了。因此“我们是专事呼吸病的，抗击非典是我们的天职，正像排雷的碰到了地雷阵，我们不上谁上？”不能不说是“假大空”了。

4、“院长叶广春想了半天，回答说：干吧！”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是设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内，钟南山问当时的院长叶广春，“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送到我们这里来”，叶广春回答说“干吧”，这证明叶广春同意，支持，共同挑战。台前的是钟南山，台后的是叶广春。但是钟南山和呼研所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功劳和荣誉。。

三、多强调“治病救人”，少透露“非典是科研的大好机遇”

历史证明，当疾病流行的时候，恰恰是医学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名医辈出的时候。中国发现首例非典患者，并且非典流行，对国家和人民来说是困难事，而对医学来说却是兴事，是百年不遇的机遇。

钟南山院士有对新疾病敏感和责任心，喜欢研究疑难病例，主动要求“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帮助了政府，帮助了患者，让钟南山一举成名。

钟南山说“除了救死扶伤以外，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更做一个探讨，能够搞一些，能够有一些创新，所以这个跟救死扶伤是一致的，那么这样的话这也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动力，让我们去探索这个工作，你探索这个工作你不接受更多的病人，你能探索吗？只能理论上探索。”

这样大批危重患者送到了呼研所，这些患者成为世界上难得的唯一的医学研究资源。钟南山必然会成为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人。

钟南山还算比较正直的人，说出了“除了救死扶伤以外，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好机会”这样的实在话。

于是国家拿钱，患者拿命，最好的研究条件建立了。

四、钟南山有病究竟是二天还是八天？

1、十年前钟南山这样说

钟南山在他的“我们必将迎来抗击非典战斗的最终胜利”讲演中说“有一次我自己累得病倒了，全身发高烧，在家休息两天后，我还是硬撑着起来投入到工作中去。为了鼓舞士气，在一次医院党员大会上，我对大家说：“我们是专事呼吸病的，抗击非典是我们的天职，正像排雷的碰到了地雷阵，我们不上谁上？”

证据图片：第二张图片里有

2、十年后钟南山这样说

在家养病8天：5天后肺部阴影消失

南方日报：这件事之后您就发烧了，在家休息了8天，这也曾是“秘密”，现在可否谈谈？钟南山：当时我左上肺有肺炎，全身没力，还在发烧，我首先考虑自己会不会得了非典，但担心影响医护人员的士气，我不能在自己的医院住院，也不能对外说。后来，我在家休息，由医护人员上门打吊瓶，由于没有地方挂吊瓶，在我家走廊门框上钉了个钉子，我爱人至今仍不愿意拔掉。这可以说是我最艰难的时候，但我爱人一直照顾我，一句话都没说。好在5天后拍片子，肺部的阴影消失了！我又在家休息了3天后回到医院。今年是十周年，我很感慨，我们医院把全院得过非典的医护人员都请来吃年饭。

证据图片：

   钟南山本来是有个性的，敢说话的实实在在的医生，不十分善于哗众取宠。即使说错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自我纠正了。非典期间也说了很多实在的话，对媒体也有一些看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人无完人，对毛主席还要三七开，更何况对钟南山。钟南山不是神，如果过分宣传，神化钟南山，是不正常的，是有害的。本人发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把钟南山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正常人，一个有优点也有不足的正常人。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九

我国2003年出现的非典流行，钟南山参与并领导了整个疫情，并且制定了很多治疗方法，之后国内外对这些治疗方法进行了研究，世界卫生组织发现全部都是错误的。但国内对于这个问题却争论不断。

一、钟南山对非典患者治疗方法

据新华社北京2003年4月6日电（记者朱玉张景勇）卫生部近日公布了非典型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推荐治疗方案和出院诊断参考标准（试行）。

推荐治疗方案为：

“1、一般性治疗：休息，适当补充液体及维生素，避免用力和剧烈咳嗽。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多数病人在发病后14天内都可能属于进展期）。定期复查胸片（早期复查间隔时间不超过3天）、心、肝、肾功能等。每天检测体表血氧饱和度。

2、对症治疗：

有发热超过38.5℃者，全身酸痛明显者，可使用解热镇痛药。高热者给予冰敷、酒精擦浴等物理降温措施。

咳嗽、咳痰者给予镇咳、祛痰药。

有心、肝、肾等器官功能损害，应该作相应的处理。

气促明显、轻度低氧血症者应早给予持续鼻导管吸氧。

儿童忌用阿司匹林。

3、治疗上早期选用大环内脂类、氟喹诺酮类、β－内酰胺类、四环素类等，如果痰培养或临床上提示有耐药球菌感染，可选用（去甲）万古霉素等。

4、糖皮质激素的应用：建议应用激素的指征为：有严重中毒症状；达到重症病例标准者。应有规律使用，具体剂量根据病情来调整。儿童慎用。

5、可选用中药辅助治疗，治疗原则为：温病，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论治。

6、可选用抗病毒药物”。

在钟南山发明的治疗方法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大剂量激素治疗方法和抗病毒治疗方法。

美国发明的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利巴韦林静脉、口服、雾化吸入。当时利巴韦林在美国还在试验阶段，中国已经大规模应用了。、

另外还有免疫抑制免疫增强并用法。主要是在大量应用糖皮质激素的同时还同时应用是胸腺肽和免疫球蛋白的应用。

二、世界卫生组织全面否定了钟南山的治疗方式患者的方法

为了总结非典期间的治疗方法，我国卫生部上报了很多治疗方法，但世界卫生组织研究结果认为无效，有的还有害，具体如下：

2006年09月13日医学教育网发表文章《世卫组织专家评估SARS治疗方法》，文章说：

“研究人员于周二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称，在SARS(非典)爆发期间，没有哪一种针对病人的治疗方法似乎真正对病人有所帮助。

他们系统地分析了2003年“非典”大爆发时所有的研究，但却没有显示出任何证据证明抗病毒药品、类固醇或者其它的治疗方法有助于患者，有一些还认为，这些治疗方法引起了伤害。据路透社13日报道，这些研究人员在网络版《科学医学公共图书馆杂志》(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Medicine)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说：“尽管在非典治疗方面有许多书面报告，但不可能确定这些治疗方法是否在非典大爆发时真正对病人有益，有些方法可能还有危害性。”

上面说明如下四点 ：

1、“没发现哪一种针对病人的治疗方法似乎真正对病人有所帮助”

上面这句话说明中国非典期间用的治疗方法，对病人没有帮助。

2、“没有显示出任何证据证明抗病毒药品、类固醇或者其它的治疗方法有助于患者”，

这句话说明大剂量激素疗法和抗病毒疗法对患者是没有用的

3、“不可能确定这些治疗方法是否在非典大爆发时真正对病人有益，有些方法可能还有危害性。”

这句话说明钟南山的治疗方法中有些方法不但不利，而且可能还有危险性。

总而言之，世界卫生组织的上述态度充分表明钟南山的治疗方法错了。

证据图片：

    三、卫计委否定了抗病毒疗法和激素疗法

1、卫计委否定了大剂量激素治疗方法

卫计委在2013年、2014年、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诊疗方案》中的治疗方案中，尽管没有对MERS病毒的特效药，但根本就没提激素的应用，说明卫计委彻底否定了激素在MERS病毒患者治疗中的应用。

2、卫生部在2004年就否定了利巴韦林抗病毒治疗方法

卫生部在2004年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就声明利巴韦林在非典的治疗中是无效的。

3、在韩国MERS病毒患者的治疗中没用激素

叫喊“下次非典再来还要用激素”的钟南山，在韩国MERS病毒患者的治疗中也没敢用激素。

上面的事实说明卫计委在治疗新发病毒性传染病方面已经放弃了钟南山的治疗方法，开始与世界接轨。

四、国内对钟南山的治疗方法争论了12年

由上述证据可知国内外对钟南山发明的非典治疗方法是持否定态度，确定无疑。但国内由于钟南山12年来一直不承认错误，国内对如此简单的问题争论不断，大有钟南山不下台，大剂量激素应用就合理的趋势。

1、坚持错误不动摇

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12年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中国非典期间钟南山创立的治疗方法是错误的。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开质疑和卫计委的公开纠正，钟南山只承认利巴韦林是无效的，仍然坚持激素疗法的正确的，仍然强调大力推广大剂量激素疗法是为了救命。

2、一伙人在维护失误

钟南山自己在坚持错误，广东一伙人在支持他，维护他，拼命为钟南山辩护。因此钟南山的错误在中国12年了得不到公开纠正。

一名科学家不在于没有失误，而在于全世界都认为是失误，已经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还在顽强坚持失误。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十

    在中国政府和大多数老百姓面前都认为中国抗非典是完全成功的，钟南山是特等功臣。但是在知情人面前，中国的抗非典是全面失败的，钟南山是罪人。大多数人不会相信这个结果，还是看下面的证据吧。

一、钟南山强调国际合作研究非典病原体是成功的

但是对于病原体的寻找迟迟没有突破。当时有不少科学家在各自领域进行探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同仁怀疑是衣原体感染。但是根据临床的经验，我们认为，假如是衣原体感染，患者应该有上呼吸道炎症，但通过反复仔细观察病人口腔，都没有发现这一症状，而且临床证明，大量使用各种抗生素对非典病人均没有效果。因此，对“衣原体”之说，我提出了质疑。而且，在科学的领域里，来不得半点虚假，明知有疑惑还要盲从，受害的只能是患者。为了确诊病因，于是我提出了寻求国际合作的建议，我想“非典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不分国界和人种，没有国际间的密切合作是无法真正战胜这个敌人的。”于是，我们便首先与香港大学开展了病源学的合作。在对４０余例非典型肺炎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及双份血清检测中，于３月２８日正式在国内首次从病人标本中分离出两株冠状病毒，并进行了全国基因测序，于４月１２日正式发布。４月１６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经过全球科研人员的通力合作，确认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

按照钟南山的说法是：

1、为了确定非典病原体必须与国际合作

2、与香港合作4月12日发布，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承认

3、非典病原体确定为冠状病毒的功劳是钟南山和香港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完全不是！

二、中国在非典的所有问题上都打了败仗

 非典病原体的研究上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

杨焕明心头之痛：SARS面前中国科学家打了败仗

新华网 （2003-05-26 08:48:59）       来源：中国青年报

 “应该承认，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

这是近一个时期来杨焕明几乎逢人便讲，逢会必说的一句话。面对前来视察工作的胡锦涛总书记他这样说，在中科院“紧急行动计划”的启动会议上他这样说，在接受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的任命时他还是这样说。

5月1日，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登了两篇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的研究论文，一篇以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科学家为主，并有美国、荷兰和德国科学家参与完成；另一篇则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癌症研究署基因组科学研究中心为主完成。

海外有华人同行指出：“这两篇经过同行评议的论文的发表，宣布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战结束，中国科学家败北。

证据图片：

    在与非典的斗争中，打了四仗，中国全部失败

1、在非典病原体研究问题整改落后于美国、加拿大、香港

2、在冠状病毒测序问题上中国又落后于

3、在非典患者的治疗上钟南山的全部方法被世界卫生组织全盘否定。

4、在病原体来源上冤枉了果子狸

    下面详述如下：

三、非典病原体研究中国科学家失败

全世界公认中国有全世界最早、最多的非典患者，占有最大量的样本，但在非典病原体研究成果公布问题上却迟到于国外，这是铁的事实。钟南山在这个问题上是功臣还是罪人，让事实证明吧！

【论文题目】美《科学》杂志：中国为何错失非典科研黄金机遇

【作者】记者毛磊

【文献来源】中国科学院，新华网华盛顿2003年7月17日电

【内容】

新华网华盛顿7月17日电(记者毛磊)在世界卫生组织今年3月12日发出非典“全球警报”，以及随后招募全球实验室联手查找病原前，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一个研究小组实际上已在世界上首先观察到新型冠状病毒，并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找到初步证据，证明这个病毒可能与非典流行存在联系。

遗憾的是，中国研究人员未能向世界公布上述发现。美国《科学》杂志记者马丁·恩斯林克认为，这是一次被错失的科研“黄金机遇”。

恩斯林克与新华社下属中国特稿社记者合写的一组3篇有关中国非典科研的专题报道，发表于18日正式出版的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新闻聚焦”栏目。他们在报道中披露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人员第一次看到非典病毒这一鲜为西方读者所知的故事。

为采写这组报道，恩斯林克曾专程赴北京，在9天内采访了数十位科研人员、科研行政管理者和其他专家。

恩斯林克等在报道中以较大篇幅回顾了著名的“衣原体与冠状病毒之争”，全面介绍了中国科技界对非典疫情的反应，以及在寻找非典病毒动物宿主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他们的报道指出，在锁定病原、测出病毒基因组序列以及描述其如何致病等方面，中国科学家本来都有可能拿到世界第一。中国科研人员之所以“败给”了外国竞争者，部分可归因于缺乏协调与合作、不敢挑战权威以及与外界存在隔阂等科研体制上的问题。

恩斯林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认为，语言障碍也不容忽视，“如果你用中文发表研究成果，外界没有人会看”，而美国等国科研人员无疑有“巨大优势”。恩斯林克还表示，西方记者其实对中国科研很感兴趣，根据他个人的感受，中国科研机构和研究人员在与国际媒体的沟通方面有待改进。

尽管错过了一次崭露头角的黄金机遇，但恩斯林克等在报道中指出，中国科学家在非典科研领域“正在力争迎头赶上”。

恩斯林克等人的报道认为，中国科学家还有潜力回答对防止非典复发至关重要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寻找动物宿主，中国采取的控制措施究竟哪些对阻断非典真正有效，以及为什么中国的非典病死率只有6.5%，比其他国家低得多等。

证据图片：

   四、钟南山是造成中国非典病原体研究失败的主要原因

钟南山只强调他怀疑非典的病原体是病毒，并以此为荣，大肆宣传。其实关键是要有证据，并证明是什么病毒。

钟南山垄断了非典患者的样本，自己没能力，做不了，又不让有能力部门做，结果严重影响了中国关于非典病原体的研究和成果公布，钟南山难道没有责任吗？

1、只强调非典资料严格保密，回避独占医学资源问题

中国有全世界最早、最多的非典患者，有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设备，可是全世界公认中国的科学家集体打了败仗，在病原体确定和排序等一系列课题上全部落后与国外，为什么？与广东疾控中心和钟南山的资源独占密不可分。

非典资料需要保密，但首先要考虑的是国家和患者的利益，只强调资料的保密，不考虑国家和患者的利益，不搞国内科研合作，而把造成这中国非典科研整体失败的严重后果的责任，归于“资料的保密”是错误的。

第一例SARS病人是2002年11月底出现的，到4月16日，WHO宣布SARS元凶是一种变异的冠状病毒，近半年时间，中国专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为什么中国专家的研究却落后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所长毕胜利认为，如果病毒所一开始就能拿到足够的SARS标本，在寻找病原上，中国也许会成为世界第一了：“光标本的获取，就和有关方面协调了近两个月。从疫情一开始，我们便和广东方面协调，原定鸡蛋大小的标本，到手里却变成黄豆粒般大小了。”

　毕胜利认为，在标本问题上的限制，使得他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错误的方向上，直接导致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寻找病原上的被动。

　和毕胜利有同感的是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曹务春教授。曹教授告诉记者说：“2月12日，我以军事科学院流行病研究室主任和全军疾病控制中心负责人的身份去广东疫区采集标本，但当地相关人员已经将病毒标本的采集层层封锁，通过正式渠道很难采集到标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有家单位答应提供标本，但当我们在机场拿到标本后才发现，这其中并没有我们必须要的病人血清、肺组织、分泌物等，而仅仅是一点点口水。”

此后，曹教授隐蔽了军方科研人员的身份，通过私人关系才弄到了一点标本。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上面铁的事实充分证明钟南山不顾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患者的利益，把患者的标本当做自己的财富，反而把研究非典病原体的功劳归功于他与国际合作的结果。钟南山在这个问题上是功臣还是罪人，一目了然。

证据图片：

   五、钟南山不承认资源独占

回顾钟南山在非典中的明显错误，伟大的钟南山一个也不承认，一手遮天，统治12年。

钟南山资源独占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证据是非常确凿的，但钟南山仍然不承认。

“钟南山反驳

　　记：那你为什么只跟香港合作？

　　钟：只有香港同行找过我，其他人没有找过我。

　　记：你认为香港在研究条件与水平上比国内高吗？

　　钟：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国内条件、水平都不比香港差。像“滴鼻剂”疫苗研制工作就是在广州进行的。

　　记：有人说你掌握的SARS资源最完整。

　　钟：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我掌握的仅仅是我们呼吸研究所接收的病例资料，病毒样本也是从仅有的病例中分离出来的。要说最完整，应该是疾病预防控制部门。

　　我要说，我只是一个临床医生，我所掌握的资料只是自己医院的资料，充其量也只是几个跟我们有协作关系的单位的资料。

　　记：有人觉得你“垄断”资源，不肯跟别人分享。

　　钟：我由始至终都主张相互协作，怀疑我搞垄断的人是不负责任的。而且除了香港的同行外，国内没有哪个机构和个人正式向我提出拿样本，与一些省的合作都是互换的。”

证据图片：


    六、非典第二仗——冠状病毒基因测序

确定了非典病原体是冠状病毒之后，还要对这种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测序，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完全有能力尽快准确测试，但中国也失败了。

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则对记者说：“为了研究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我们数下广东，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我们5月份才拿到SARS病毒标本，这还是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给我们

说情的结果。”

杨焕明：SARS这一年，中国科学家问心有愧

时间：2013年04月12日 来源：《中国科学报》

　　对杨焕明来说，SARS是难以忘却的回忆。

　　SARS过去的10年间，杨焕明和华大基因研究院总部于2007年从北京南迁广东——这两个地区都曾是抗击SARS的重镇。尽管并非有意为之，但仍不免令人感慨命运的巧合。

　　　绕不开的“心头之痛”

对10年前，SARS病毒基因组序列研究落后国际同行一事，杨焕明恐怕仍然心存遗憾。

2003年，中国在基因组研究上，无论是科研技术、力量还是设备，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由于缺乏对突发事件的科研应对机制，各科研单位在SARS暴发初期，仍是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这一点在SARS病毒样本的采集上尤为突出，亦是杨焕明最难忘怀之处。

2003年5月29日，时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在全国防治SARS科技攻关座谈会上说：“目前，在非典科技研究中，一些机构、一些科技人员，有的不善于合作，有的虚报成果、言过其实，有的发表不属于自己专业领域的评论，在社会上造成不利影响。”其所指的正是相关机构在科学研究上的封锁——既表现在医学技术经验方面，又表现在对样本病毒资源方面。

2003年春节过后，时任国家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任的李立明就赴广东采集样本；军事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祝庆余和曹务春、华大基因研究所副所长汪建等科学家亦紧随其后。而结果却是：李立明顺利取回了样本，祝庆余和曹务春辗转通过部队医院才获得样本，而汪建则是无功而返。

“有研究条件的拿不到病毒资源，能拿到病毒资源的没有研究条件。”在杨焕明看来，正是当时对SARS的过度反应，导致了中国在SARS基因组序列研究上的落后。

《经济观察报》将杨焕明当时的情绪形容为“很愤怒”，《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则更为形象——在2003年5月26日一篇题为《杨焕明的心头之痛》的文章中，杨焕明那句“应该承认，在样本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一度引起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证据图片：


    七、非典第三仗——非典患者治疗上

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非典患者，为医生提供了最多的试验研究对象，而且直接人体试验，死了白死。但是钟南山发明了大剂量激素疗法和利巴韦林抗病毒疗法等等，世界卫生组织三句话予以全面否定，

“没发现哪一种针对病人的治疗方法似乎真正对病人有所帮助”

“没有显示出任何证据证明抗病毒药品、类固醇或者其它的治疗方法有助于患者”，

“不可能确定这些治疗方法是否在非典大爆发时真正对病人有益，有些方法可能还有危害性。”

八、非典第四仗——病原体来源问题上中国又错了

钟南山斩钉截铁说SARS病毒来源于果子狸，并建议政府杀死1万只果子狸。

中央电视台2013年4月公开宣布“果子狸含冤十年 蝙蝠才是SARS病毒元凶”

2013-04-02 08:03:55　来源: 南方网 　（图片来自央视新闻截图）

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几乎让全世界人们认识了SARS，中国人更是无法忘记SARS带给国人的伤害。当时的研究成果，大家都认为罪魁祸首是果子狸，直到现在，才发现真正的“元凶”——蝙蝠。

十年来潜心研究“非典”（SARS）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称，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种名叫“中华菊花蝠”的蝙蝠，当初果子狸被冤枉了。其实，果子狸只是SARS病毒的中间宿主，不是天然宿主，它也是被传染的。

袁国勇在接受采访时说：“因为我们开始的时候以为‘果子狸’是天然宿主，但这是错的。因为在野外的果子狸和在繁殖场的果子狸，都没有这个病毒。但是果子狸去到野生动物市场的时候，它就有SARS冠状病毒了。这证明一个道理，就说明这个果子狸是在野生动物市场由其他动物传染给它的。”

上述事实证明中国在非典病原体来源问题上也错了。

中国在非典中的四个战役中全部失败了，这是事实，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宣布的事实。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承认。

看完这篇文章，你还会认为中国在非典问题上是全面胜利了吗？还会认为钟南山是特等功臣吗？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十一

在卫生部的领导下，经过30多年的积极努力，中国成为全世界举世闻名的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大国。今天介绍中国滥用抗生素的精英，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很多人可能不相信这是真的，还是“看证据，不要看广告”。

一、铁的事实，

1、非典初期滥用抗生素属于正常现象

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此在非典出现初期由于医生没遇见过这种疾病，因此必然会首选抗生素，不见效就换，最多的七种抗生素联合应用。尽管也属于滥用抗生素范畴，但在中国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

例如在治疗2002年11月16日回顾性第一例非典患者庞佐尧的时候：就先后用了各种抗生素，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人质疑，因为是可以理解的。

2、非典中后期为什么也滥用抗生素？

调查所有非典患者的用药历史，发现几乎所有的患者都被用过各种抗生素。有的还是七种抗生素多次组合联合应用。在非典的初期是可以理解的，在已经知道非典病原体是病毒，抗生素对非典患者无效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在大量滥用抗生素？

钟南山坚持非典病原体是一种未知病毒是正确的，也十分清楚已经出现的很多病例用任何抗生素都无效，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钟南山为什么也在大量滥用抗生素？

例如钟南山指导下的北京：

【论文题目】185例SARS死亡病例分析及原因探讨

【作者】李春盛,潘世芬

【机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市SARS指挥中心专家组

【文献来源】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3年10期

【摘要】

2.10　治疗:在资料齐全的65例中,均应用激素治疗,甲基氢化泼尼松剂量80～ 800 mg /d,且使用10 d以上。抗生素: 40例用阿齐霉素治疗(61.5% ),53例用喹诺酮治疗(81.5% ),用头孢类药物24例(36.9% );最少为1种抗生素,最多达7种;超过3种以上抗生素联合用药33例(50.7% ),2种21例(32.3% ),1种11例(16.9% )。65例中有57例用抗病毒治疗(87.7% ),其中使用利巴韦林40例,更昔洛韦13例,更昔洛韦联用利巴韦林4例。

证据图片：

二、钢的证据

什么是滥用抗生素，滥用抗生素是指没有必须应用抗生素的指证而用抗生素的行为。

下面的证据都是卫生部的文件，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因此是钢的证据。这些证据充分证明了钟南山主张滥用抗生素

1、卫生部《非典型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推荐治疗方案和出院诊断参考标准》（试行）

据新华社北京2003年4月6日电（记者朱玉张景勇）卫生部近日公布了非典型肺炎病例或疑似病例的推荐治疗方案和出院诊断参考标准（试行）。

推荐治疗方案为：

“三、治疗上早期选用大环内脂类、氟喹诺酮类、β－内酰胺类、四环素类等”，

证据图片：

2、2003年10月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

中华医学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

【按语】 中华医学会和中华中医药学会接受卫生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委托，组织有关专家撰写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现予以登载。

本诊疗方案包括病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病理改变、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临床特征、临床分期、诊断及鉴别诊断、治疗原则、恢复期患者的追踪和处理、儿童SARS的特点及诊疗注意事项、预防与控制和主要参考文献。本诊疗方案的通讯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总编辑、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钟南山教授。

六、抗菌药物的使用

抗菌药物的应用目的主要为两个，一是用于对疑似患者的试验治疗，以帮助鉴别诊断；二是用于治疗和控制继发细菌、真菌感染。

鉴于SARS常与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相混淆，而后者常见致病原为肺炎链球菌、支原体、流感嗜血杆菌等，在诊断不清时可选用新喹诺酮类或B一内酰胺类联合大环内酯类药物试验治疗。继发感染的致病原包括革兰阴性杆菌、耐药革兰阳性球菌、真菌及结核分枝杆菌，应有针对性地选用适当的抗菌药物。

证据图片：

3、2014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

在抗生素应用方面2014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与2003年10月 份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诊疗方案几乎一模一样。

上述诊疗方案都是钟南山为主编写的，都说明了对非典患者要用抗生素。

三、为滥用抗生素辩护的七个理由都是错误的

明知非典病原体是病毒，也知道非典患者用了大量抗生素后病情会明显加重，但查阅大量病例，发现几乎对所有病例首选抗生素，这是为什么呢？调查结果发现有如下七个理由。

1、“为了鉴别诊断”

钟南山明知非典病原体是冠状病毒，抗生素对病毒无效，但治疗还要应用抗生素的第一个理由是“用于对疑似患者的试验治疗，以帮助鉴别诊断。鉴于SARS常与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相混淆，而后者常见致病原为肺炎链球菌、支原体、流感嗜血杆菌等，在诊断不清时可选用新喹诺酮类或B一内酰胺类联合大环内酯类药物试验治疗”。

明知抗生素无效，对发热的所有的患者都用抗生素，不加重的不是非典患者，加重的是非典患者。

全世界只有滥用抗生素的国家才会这样滥用。因为这种做法会严重伤害真正的非典患者。全国大量医学实践证明，抗生素治疗SARS无效，不但无效，而且统统造成病情加重。明知道抗生素会使真正的非典患者病情加重，为了鉴别诊断，还要冒险试验，这种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是不负责的、是不人道的，是拿患者的生命做试验，因此造成了对真正非典患者健康的极大伤害。

到2014年了钟南山还用这种方法诊断SARS，说明之前说的所有快速诊断方法全是骗人。

2、用于治疗和控制继发细菌、真菌感染

钟南山的这种理论是明显的错误。对非典患者治疗的首要任务是治疗非典，你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治疗非典，你对非典患者首选抗生素，“用于治疗和控制继发细菌、真菌感染”， 是把治疗继发感染放到了首位。造成大量非典患者受到抗生素的严重伤害，甚至死亡。

这个文件不是非典初期，而是2004年2003年10月10日的，此时已经明确SARS是SARS病毒引起的肺炎，已知抗生素治疗SARS无效，还说“是用于治疗和控制继发细菌、真菌感染”。如果发现SARS患者存在细菌、真菌感染，用抗生素治疗和控制确定无疑，但是事实是提倡对SARS患者不管有没有细菌感染，统统首选抗生素，目的非常明确，是“用于对疑似患者的试验治疗，以帮助鉴别诊断”

大量医疗实践证明，在治疗过程中，由于医疗单位对非典患者滥用药物，造成患者病情加重之后才可能出现继发细菌、真菌感染。这时有针对性的应用抗生素是正确的，因此对非典患者首选抗生素是明显错误的。

3、为了预防合并细菌感染

非典患者的第一需要是抑制非典病毒，对病毒有利的预防工作要停止或放缓。明知滥用抗生素会加重患者病情，还说为了预防细菌感染而继续滥用抗生素，是明显错误的。只能在出现应用抗生素的指证的情况下，才能有针对性的应用抗生素。

  卫计委在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诊疗方案已经明确提出不能滥用抗生素，根本就没有为了预防呼吸窘迫综合症和预防细菌感染，可以用抗生素的规定。有细菌感染后才可以适当运用，没有细菌感染，用抗生素预防，全世界根本没有这种理论。

卫计委提出“抗菌药物治疗：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仅在继发细菌感染时应用”

4、“非典病毒变异，有的用抗生素有效”

【文章题目】世卫组织专家称暂时不能确认非典已出现变种

【作者】记者林洁

【证据来源】中国青年报广州2004年1月15日

【证据】

广州3名新发现的非典确诊和疑似患者都曾经使用过在去年非典疫情暴发时采用的抗菌素，他们注射抗菌素后反应良好，其中1人在两天内退烧，而抗菌素对去年的患者并没有起作用。这是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副所长肖正伦在今天透露的信息。

证据图片：

病毒永远是病毒，无论怎么变异病毒也不可能变异成细菌，这是常识。抗生素只对细菌有效，这是公理。作为中国著名的非典专家，说：“广州3名新发现的非典确诊和疑似患者都曾经使用过在去年非典疫情暴发时采用的抗菌素，他们注射抗菌素后反应良好，其中1人在两天内退烧，而抗菌素对去年的患者并没有起作用”。，实在让我感到意外和遗憾！这也充分证明了非典期间大量存在滥用抗生素。

5、“为了表示在治疗”

由于政府对医疗单位施加了压力，不能以任何借口拒绝接受患者，也不能以任何借口放弃治疗。因此为了显示医疗机构在积极抢救，在积极治疗，就顺水推舟，大量应用经济效益最高的各种抗生素，应付患者，应付社会。还有人认为“治疗了就比不治疗好”

6、宁可滥用，不能浪费

【论文题目】《我国抗生素滥用每年致8万人丧生 年损失800亿元》

【作者】记者 董伟

【文献来源】《中国青年报》

【证据】

医院进一批药，如不及时用就会过期报废，抗生素比其他药相对贵一些，如果医院用不掉，经济损失很大。”王爱霞说。（王爱霞，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

证据图片：

这种解释明显错误，但是这种错误却大量存在。说明在经济型的国家里，常常会出现经济利益高于人民的健康。抗生素宁可滥用，也不能让它过期，给医院造成经济损失。

非典期间全国滥用抗生素的现象是非常明显的，上面七种滥用抗生素的理由都是明显错误的。非典期间滥用抗生素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非典患者病情的加重和病毒的扩散都是大量滥用抗生素的必然结果！

七、有的非典患者用抗生素有效

有的医生说“抗生素对于严重的非典患者治疗无效，但对一部分轻症的患者治疗有效。” ，例如钟南山的副手肖正伦。

非典是非典病毒引起的疾病，抗生素只对细菌引起的疾病有效，对病毒没有杀死的作用，理论已是全世界公认，为什么中国还会出现“抗生素对轻症非典患者有效”的结论呢？

事实上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根本原因不是抗生素对SARS病毒轻症患者有效，而是存在如下原因：

1、完全是误诊，根本就不是非典患者。

由于全世界出现非典流行的国家，各国诊断和统计的标准不统一，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高度怀疑中国的统计数字不准确，因此世界卫生组织要求有关各国对非典患者进行复查，复查发现各国都出现一些误诊现象，但并不是很严重，但是中国的复查情况却出现意外。广东复查结果表明在确诊住院的非典患者中有40%的患者根本就不是非典患者。这个40%是公开发表的，实际有76%以上的患者是被误诊为非典患者的。北京的误诊患者更多，为了掩盖误诊，北京根本就不敢复查，如果复查后大量患者知道了自己是被误诊，卫生部和北京市政府将面临困境。因此北京是将错就错，继续隐瞒错误。

大量患者不是非典患者，这些人被滥用抗生素后自然与真正的非典患者反应不同，一般不会病情加重，如果是细菌感染，还会立竿见影。

2、感染的非典病毒数量少，患者年轻体壮自身免疫系统强大。

在非典患者中有一部分体力强壮，这部分人如果感染的病毒数量较多，并给他大量滥用抗生素，这种患者就很快进入急性呼吸窘迫症。例如黄杏初和周作芬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如果体力强壮的人，感染非典病毒较少，用抗生素不是很多，这时抗生素的伤害表现不明显。因此这种人在这种条件下感觉抗生素没有明显的伤害，并不是滥用抗生素没有伤害，而是体力的强大把病毒的作用和抗生素的副作用全部忽略了。

3、早期的非典患者滥用抗生素后的有效是假象。

有的患者反应他“刚开始发烧的时候，用抗生素后，烧就退了，说明抗生素有效，可是两天后又发烧，再用抗生素就不行了。”

这位患者是真正的非典患者，为什么开始用抗生素能退热呢？这是因为患者刚开始发病的时候是疾病的初期，病毒的能力还不很强大，因此患者发热不重，这时应用了抗生素后，由于抗生素是凉药，再点滴大量凉水，等于给患者进行了物理降温，结果是体温降到正常了，患者感觉舒服了，认为抗生素有效。其实这时的有效，完全是假象。不但无效反而引敌深入，引发第二次发烧，病情急剧恶化。因此有的患者早期滥用抗生素患者有好转迹象并不是抗生素治疗非典有效，而是一种掩盖和欺骗。

4、后期的患者出现病毒细菌合并感染

有的患者“感觉开始应用抗生素的时候，病情确实加重，换什么抗生素也不行，但后来感觉有用。”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非典患者后期，由于患者由于疾病的危害和乱用药的伤害，患者的免疫力非常低下，体力非常软弱，这时合并了细菌感染，抗生素对细菌感染有效，因此患者感觉抗生素有效。这时的有效不是抗生素对非典病毒有效，而是对继发的细菌感染有效。

总而言之，对所有非典患者的治疗，首选抗生素的做法是永远错误的。

    ————把钟南山请下神坛之十二

钟南山最引为自豪的是广东非典患者的病死率是3.8%，广州的病死率是3.6%,全世界最低。事实上这里也充满了欺骗。

    一、全球非典病死率  

 2003年的SARS流行，全球病死率为11%，中国內地为7%，香港17%，台湾27%，北京8%，广州仅为3.6%，为全球病死率最低的地区。

二、世界卫生组织怀疑广东的病死率

     广东的非典病例绝大多数在广州，广州公布的感染人数是1274人，死亡人数46人，钟南山公布的病死率为3.6%。钟南山对这个数据坚信不疑。

由于这个数据大大出乎世界卫生组织的意料之外，因此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等六国的著名媒体以及广东地区媒体记者到广东调查，对钟南山院士进行采访。钟南山指出广东非典报告数据无造假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严艳 蔡民 通讯员贺小伶

　　钟南山于2003年6月12日接待，对话如下：

　　“记者：广东近期非典新报告病例数下降得很快，你觉得这正常吗？能否谈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钟院士指出，经过经验总结，广州医院对非典病人的诊断水平不断提高，判断标准包括有非典病人的接触史；是有持续发热的症状；3～5天内X光片上能看到肺部炎症迅速恶化及使用抗生素无效。钟院士将广东的成功经验概括为中西医结合、治疗过程中的营养支持等四个方面。

　　对广东报告数据很自信

　　记者：广东近期非典新报告病例数下降得很快，你觉得这正常吗？能否谈谈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钟南山：我对广东报告数据十分有信心。广东非典发病数迅速下降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个原因来自于临床上非典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往采取的方式是不管是一般的肺炎还是非典型肺炎，只要有发烧、咳嗽的症状均先假定是非典，隔离后再慢慢排除，以防误诊导致非典的扩散传播。但随着临床诊断水平的提高，现在对非典的诊断标准十分严格，诊断精确了，很多不是非典的病例自然排除在外。其次，非典病例的迅速下降与政府采取的有效措施密切相关。

　　广东非典死亡率低一半

　　记者：广东已经连续20多天没有新发病例，那世界卫生组织为何还没有将广东从疫区中除名呢？

钟南山：世界卫生组织为何至今没有给广东摘掉疫区的“帽子”，第一个原因上面已经提过，即广东非典病例的迅速减少出乎世卫专家的意料。另一原因则是广东非典病人的死亡率出乎世卫专家的估计。世界卫生组织以加拿大、新加坡非典死亡率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报告数据，但广东作为最早发现SARS的地区，在对非典病人的确诊及治疗方面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方法，广东非典病人的死亡率比世卫专家的估计少一半，我们对自己的数据十分有把握。

证据图片：

    三、确诊患者中有17%的统计误差

据当时广东疾控中心副主任王鸣介绍，“从广州市出现第一例ＳＡＲＳ病人至今，原来统计的ＳＡＲＳ病人为１２７４人，但经过回顾性调查，发现由于病人转院而出现接诊医院重复报告，经过调查人员的认真订正，去掉重复的病例，正确的数字应为１０６２例，”这都是有据可查，证据确凿的，不容质疑的。

　　“重复的病例”，是统计的误差，统计误差竟占统计数字的17%，而且长时间不被发现，在信息和电脑如此发达的21世纪，能说不奇怪吗？

　　统计误差作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应该是了解的。可惜在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鸣公布了上述权威调查结果后。钟南山在谈到广东非典误诊率的时候还说：“也就是说，我们对70％的病人诊断是对的，广州是1274名病人，剔除30％计算，死亡率为5.1％，这个比例也是世界最低的。”，还把1274当作分母，难道这些被重复统计的人要多家复查？

如果排除重复统计的人数，按实际人数计算，病死率就不是3.6%了，而是46÷1062=4.33%了。

证据图片：

　  四、确诊患者复查结果广东非典误诊率为44.85%

1、广州市非典误诊率达45.85%

2003年非典过后，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一军医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对出院的非典患者进行复查，在广州患者1062人中找到并检测了466人，其中阳性率55.15%，说明误诊率44.85%.。那些没找到的绝大多数都是轻症，不愿意复查或没有时间复查。如果1062人全部复查，误诊率可能还会提高。

【论文题目】广州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分析

【作者】王鸣 ，杜琳 ，周端华 ，秦鹏哲 ，罗雷 ，高阳 ，刘于飞 ，徐慧芳 ，刘维斯 ，胡文穗 ，邱季春 ，刘小宁 ，狄飚 ，李泽荣 ，郭荣同 ，俞守义

【机构】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第一军医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

【文献来源】中国公共卫生2004年2月第20卷第2期

【摘要】

证据图片：

2、《ＳＡＲＳ误诊率高达四成 中药可抑制早期病毒》

《金羊网-新快报》发表文章《ＳＡＲＳ误诊率高达四成 中药可抑制早期病毒》，文章说“在2003年9月13日的有关SARS诊断的研讨会上，广州市呼研所副所长陈荣昌说“非典的前期病征与普通肺炎极为相似，患普通肺炎的人群又非常大，广州3家大型医院近两年内平均每天都要接诊1.5万例，再加上对SARS的了解非常有限，因此早期诊断有很大困难。“这对于专家来说也是难题，现在专家组只能准确地诊断出非常典型的SARS病例，不典型的机率就小多了”。据透露，“在非典横行期间，专家组的误诊率甚至高达30-40%”。

证据图片：

　3、《院士钟南山指粤SARS三成误诊》

 当时的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王鸣等16人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显示广州误诊率达44.85%，尽管证据确凿，但钟南山不能接受这个数据。

钟南山的副手广州市呼研所副所长陈荣昌承认“在非典横行期间，专家组的误诊率甚至高达30～40%”。

在这种情况下，钟南山承认广州的非典患者中30%是误诊。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网发表文章《院士钟南山指粤SARS三成误诊》，文中说“钟南山前日在公开场合上还透露，最近通过认真分析及SARS康复者回院覆查，发现在广东确诊的SARS患者中，有30％是误诊，这30％的病人只是普通的病毒性或其它细菌性肺炎。

不过，他强调，‘也就是说，我们对70％的病人诊断是对的，广州是1274名病人，剔除30％计算，死亡率为5.1％，这个比例也是世界最低的’。”

　　证据图片：本文的第三张图

钟南山的上述话说明五个问题。

（1）广州非典死亡人数不是43人，而是46人。

因为钟南山说广州病死率是3.6%，根据是46÷1274=3.6%,,钟南山说去掉误诊的30%后的病死率.5.1%是这样来的46÷（1274-（1274×30%））=5.15%

钟南山承认被误诊的人数是1274×30%=382人。

在事实面前，钟南山选择了最低数，30%误诊率，而且是1274名患者的30%，按这个数字计算，广州的病死率3.6%是肯定保不住了，按他的算法是5.1%，“这个比例也是世界最低的”，沾沾自喜。可是事实是5.1%也保不住。

（2）按钟南山的数据病死率是6.8%

死亡46人钟南山承认，1274人被误诊了30%是382人钟南山承认。但实际人数是去掉重复统计后是1062人。再掉被误诊的382人，剩680人，这680人才是真正的非典患者，是计算病死率的分母。因此实际病死率是46÷680=6.8%

（3）按实际患者数量计算病死率是6.2%、

如果按实际患者数量1062 人的30%计算，病死率是46÷（1062-（1062×30%））=6.2%。因此即使按照钟南山的方法计算广州的病死率至少是6.2%。而不是5.1%。

（4）如果安误诊率是40%计算，病死率是7.2%

如果安误诊率是40%计算，病死率是46÷（1062-（1062×40%））=7.2%。

（5）、如果按照王鸣的误差比例计算，病死率是7.8%

如果按照王鸣的误差比例计算就更惨了46÷（1062-（1062×45.85%））=7.8%

钟南山计算错误在前面王鸣已经公开发表去掉统计误差后是1062人，钟南山计算就不应该还要用1274做分母了。

上述计算表明广州非典患者病死率最低也是6.2%，难道拿全国人民都不会加减乘除吗？

有统计误差钟南山心知肚明，也很多被误诊病例钟南山也是心知肚明，但为了显示自己的成绩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结果让世界卫生组织怀疑，最终露出真相。但是钟南山到现在仍然在说广州非典病死率全世界最低。

　　五、最大的隐瞒为什么从来也不提？

广州非典病死率最低是6.2%。通过上面的介绍已经是确定无疑。但真的就结束了吗？实际不是，还有更大的误诊，更大的隐瞒，更严重的伤害，至今只有我一个人公开批评过。

1、在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下，广州非典最低病死率6.2%成立：

　 （1）如果SARS病毒没有传染性。

（2）如果发现疑似的患者能够单独隔离。

但实际情况是全世界公认SARS病毒的传染性很强。对疑似患者又不能单独隔离，因此出现了下面的情况：

钟南山承认的被误诊的最少是319人，这319人是在医院的出口检查他们没有SARS病毒的抗体而被确认不是真正的SARS病毒患者。但是入口就肯定不是319人了。在出口743人被确诊的真正SARS病毒患者里面，有入院就是SARS病毒患者的，也有本来不是SARS病毒患者，入院后由于被混装隔离，被真正SARS病毒患者感染成SARS病毒患者的。

　　在2003年9月12日的研讨会上，广州市呼研所副所长陈荣昌完全承认了上述现象。他说“确有患者在医院被感染

非典期间，不少市民即便发烧了也不敢去医院看病。他们担心到医院就会被隔离，万一不是非典但又与非典患者同房，有可能会被感染。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处理程序，大部分医院在非典暴发期都会先将有类似病征的病人收治起来，集中在医院进行观察。但这样一来，病人混住一起，感染的机会增大。有专家证实，在广东确实有一定数量的患者是列为疑似个案后，在医院内才染病的。而且，疑似病人应该隔离多久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大部分医院都是凭经验而行。”

证据图片：

   2、非典期间误诊是普遍现象

（1）、误诊是指入院时或入院初期的诊断与患者实际疾病不同。

　　（2）、全国非典流行期间，由于非典不是常见病，所有医生都不熟悉，而且全国没有统一的、标准的诊断标准，因此存在大量误诊现象，出现将出疹5天的麻疹病人、患感冒的艾滋病人、脑血管意外合并吸入性肺炎、肺结核的病人，大量上呼吸道感染的病人，都列入SARS疑似患者。凡是发热都是疑似，两周内来自疫区，或接触过非典患者，都是确诊病例。甚至宁可错诊一百，绝不放过一个。放过有罪，错诊有功等现象。

（3）、非典流行期间，正是普通感冒和流感出现的季节，往年医院发烧的患者很多，但2003年由于非典的原因，大量发烧患者不敢去医院，怕被传染，疫区的医院，都是冷冷清清。但是患者发烧不去医院，并没有造成非典的社区流行。反而是经常去医院的人在医院被感染。凡是发烧的患者，都要去发烧门诊，被隔离，如果是真正的隔离还是好事，全国的所有医院，没有一个医院有这样的条件，都是把所有疑似病例放在一个区，或一个病房，甚至与非典患者一个病房，大大增加了这些发烧患者的感染危险。事实证明，有很多患者只是普通感冒来到医院后，被感染的。

（4）误诊不可怕，但不能隐瞒

六、广州非典患者的误诊率在65到83%之间

1、广州非典患者误诊率最低是65%，这时的病死率最高可能是12.36%。

广州SARS患者总数，这里是1062人；

　　出院时被误诊的人数，钟南山承认30%，这里就按30%算，1062×30%=319人。

出院后被确诊为SARS病毒患者人数1062-319=743人

根据多个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指出病毒密切接触SARS患者的感染率为90%左右。本人只按50%计算，这样入院的时候真正的SARS病毒患者是372人，入院时的误诊率是（372+319）÷1062=65%，这时的病死率最高可能是12.36%。

2、如果按照王鸣的数据计算，误诊率是83.4%，病死率最高可能是26%

1062-（1062×45.85%）=1062-476=586，这586人是出院时确定为真正的SARS病毒患者，但这些人可能有70%s 是在医院里被感染的。因此入院时真正的SARS病毒患者可能只有586×30%=176人。这时的误诊率是（1062-176）÷1062=83.4%

这时的病死率最高可能是26%。

七、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是非常正确的